十几年前，黄宏、宋丹丹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在电视荧屏上异常火爆，形象地演绎了当时农村严重的超生现象。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层的日益细化，十几年后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另一个超生群体，他们利用交纳社会抚养费等方式成功地在生育问题上办到了其他阶层无法办到的事。他们被称为城市中富有的“超生贵族”，较之目前农村的超生问题，富人、名人超生现象正越来越受到国人的关注。
现象民营经济发达地区富人名人超生严重
王利权的老家在距离温州市区仅有两个小时车程的一个村子里。
依靠一个服装厂，他已经积累了600多万元的资产。目前，他的3个孩子都在外地的一所私立学校上学。“多子多孙、人丁兴旺嘛！”王利权说。生第二个孩子时，王利权“疏通”了当地医院的人，开了张假证明。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他让老婆去了外地一个亲戚家。“生完孩子才回来，反正政府也不敢把生下来的孩子掐死，交了罚款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多生一两个孩子，将来管理厂子的事情也有人手了，外人管自己的钱物还是不放心。”王利权说。
浙江省名人、富人超生情况普遍存在。浙江温州以发达的民营经济闻名天下，也是富人、名人超生现象较为严重的地区。
为生第二胎
与政策捉迷藏
据统计，浙江省99个市、县(市)区几乎都存在超生现象。一些富人甚至带有“政治光环”，超生时对其处理最多是交点钱了事。
不仅如此，杭州市某街道计生委的一位从事了近20年计生工作的女士抱怨说，许多超生的富人用多种手段和方式与政策玩捉迷藏。而现在提倡文明执法，征收社会抚养费的难度并不亚于以前的计生罚款。
已有一个7岁孩子的张红(化名)是一家大型企业的部门经理，收入颇丰，与在机关工作的丈夫过着非常优裕的生活。但他们却感到“小家庭不热闹”，决定再生一个孩子。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很清楚违背国家法规会给他们造成怎样的影响，尤其丈夫还是个有前途的国家公务员，更不能以身试“法”。最后二人弄到了一张第一个孩子有病的证明。
为了达到超生目的，名人们各显神通:有找人代孕超生的；有假离婚，让超生合法化的；也有人花钱“买”二胎准生证；有人伪造第一个孩子是收养的证明；更有人甚至借出国机会在国外生育，令孩子自动获得外国国籍以规避国内计生政策……
浙江出台新政
向“超生贵族”宣战
2月7日，浙江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章文彪在浙江省人口发展状况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名人、富人超生情况，浙江将采取征收高额社会抚养费等措施，情节恶劣的，将予以曝光。章文彪表示，对于这些高收入人群，浙江省将采取征收高额社会抚养费的措施，
如果“不怕罚”，或者性质恶劣，将对其进行曝光。目前，浙江省已在收集典型案例，择日向社会公布。
浙江省计生委副主任宋贤能说，浙江对于名人、富人超生，除了征收当地收入平均水平2至4倍的社会抚养费外，还将征收其实际收入1至2倍的社会抚养费。比如某名人、富人超生二胎，年收入为100万元，当地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两万元，则征收该名人、富人的社会抚养费为192万元。
观点
措施颇“软”
难禁“贵族”家庭梦想
有关人士分析，对制裁名人、富人超生态度的升温，实际显示了国家相关政策《条例》执行的艰难和无法回避的现实尴尬:从作为惩罚措施的“社会抚养金”越收越多的现状看，这几年富人、名人超生的现象并没减少。去年，瑞安市一私营企业主因违法生育第二胎，被征收了68万元“社会抚养费”，成为温州市迄今社会抚养金数额最高案例。在温州，私营企业主超生被重罚的事例屡见不鲜。然而，经济处罚这种“软”措施却被证明收效甚微。2005年，温州市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1.8亿元，2006年则达到了创纪录的2.2亿元。违法生育的人数并没有减少。
富人、名人超生，浙江社科院一位社会学专家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前生育“两孩”的意愿影响着少数中国人，特别是先富起来的一些人。受这种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儿女双全”、“生男孩情结”仍然是少数富人、名人成功之后的家庭梦想。有关人士分析，富人、名人超生的主要原因，一是想生一个男孩继承财产；二是考虑一个孩子孤单，宁可挨罚，也要再生一个。
超生贵族肆无忌惮引发社会不满
富人、名人超生现象严重地冲击着生育公平，引起社会不满情绪。浙江省计生委一位处长认为，一旦超生成为富人、名人阶层的特权，必将给普通人带来公平感的丧失和情感上的倾轧。浙江省计生委宣传处处长徐文平认为，如果长期放任富人、名人超生，会造成社会局部的不和谐因素；就越能引起整个社会已经进步的生育观念倒退，会破坏政策条规的公正与平等。与此同时，人口素质、结构、分布与人力资源开发等问题相互交织，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庞大，就业人口高峰造成就业压力持续增加、养老保障需求增长等问题将更严峻地考验社会。在科学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越来越需要让先进文明的生育文化理念来促进人口的和谐发展。
超生者不怕罚
背后是制度漏洞
浙江人大代表认为，有钱就能超生，这说明控制人口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安排还不够完善，还有调整和修改的空间。
2月28日，国家计生委表示，对富人、名人超生将处以重罚，除加大经济处罚力度外，当事人还将被记入不良记录名单，不能参加各类奖项的评选等。对于决策层下决心治理富人、名人超生现象，也有评论指出，加大惩罚力度将造成一种新的不公。此外，公开曝光、不允许参加评奖等做法，也涉嫌侵犯公民权利。而一些基层的计生干部则担心，富人、名人的影响力，是否会让惩罚措施形同虚设？“对于有钱人而言，几万元与几十元万的社会抚养费犹如小菜一碟，许多人就是老总，处罚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约束力。
律师马林认为，解决富人、名人超生问题，最终要靠综合治理，除从完善法律法规入手，考虑用更多的法律惩处手段对“单一罚款式处罚”进行补充外，还要用制度跟进来督促道德自律——比如将名人、富人超生纳入诚信监督，建立企业或个人诚信体系，把这些人群的超生和企业信誉度、个人诚信度挂钩。“只有名人、富人的违法超生空间变得狭小，道德缺位的成本加大，名人、富人超生现象才会真正得到遏制。”马林说。
据《中国青年报》董碧水 马小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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