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多弼：中国文学形式需“善变”

　　因为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的学生，在3月底举办的“世界汉学大会2007”上，瑞典汉学家罗多弼是中国各路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虽然同为“1960年代制造”的汉学家，但是罗多弼和他的德国同行顾彬有很大的不同。

在本次汉学大会上，顾彬再次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批评，罗多弼对顾彬的看法不以为意。他认为中国和中国文学有远比顾彬的表述更复杂的现实。

　　昨晚，本报记者就罗多弼的观点，采访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何言宏教授。

　　记者：顾彬几乎是和您同时代的汉学家，他比较看重精神和理想层面的东西。他觉得现在的中国人忙着赚钱了，这让他很失望。您认同顾彬对1949年之后中国文学的评价吗？

　　罗多弼：归根结底我不同意顾彬，尽管我可以理解他。以前中国文学的形式都是一个模式，所以现在很多文学家开始重视文学形式。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实验。文学不断需要形式的变化才能好好地表达一种深刻的内容。虽然我自己最欣赏的文学是需要有精神上的内容，否则我不感兴趣。

　　记者：中国当代作家，在您的国家是主要被学者所阅读，还是能进入大众的阅读范围？

　　罗多弼：基本上没有被大众阅读，不过这不一定跟这些作品的内容有关系。在瑞典，我们也生活在一个非常商业化的社会。这些中国作家的书可能有两三千本发行量。

　　记者：中国作家每年围绕在马悦然周围的公关活动确有其事吗？

　　罗多弼：这个有是有，但是比较少。不过不断有人跟他联系。虽然我跟马悦然这些事务没什么关系，作家们也会找我。很多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都很强调诺贝尔奖的重要性。这也说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些根本问题。这跟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发展有关系，也跟中国人的自信心有关系。某种意义上，中国人还在向世界证明“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实际上，我们认为你们早就站起来了。对于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比其他国家作家积极得多，惟一的例外是韩国，他们对此好像还要热心一些。

　　一方面，顾彬的论点有点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是我们和你们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几年，你们从一个独唱的社会进入到一个复调的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我是觉得现在很多中国人缺乏理想，需要重新开始有一个信仰。但为了寻找这个信仰决不能回到过去的时代。我认为毛泽东时代之后文学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们恢复了一个可以用的语言，最早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是王蒙、张洁他们那一代人。

　　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何言宏教授认为，罗多弼对中国当代文学分析的有道理：“我和国际汉学家没有什么交往，但是他们说话能一言切中中国现实，很不容易。因为很多‘在场’的学者也很难一下子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

　　何教授解释说：“当然，在内容上也有一些客观因素限制，比如在题材方面还有一些禁区，比如作家的精神力量还不够强大——不管是民族精神，还是文学精神——这些都限制着当代文学的发展，从而陷入一种偏执性的发展之中。”

　　有人提到，每年都有一些中国作家因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缘故在马悦然周围进行公关活动，何言宏教授认为：“很有可能”。他也坦言以前听说过相关的传言，“可以说，任何一种权威都会有人去寻租，诺贝尔奖当然不会例外，无非就是有没有一个健全的制度来杜绝这种现象。”

　　结合当下的文学创作，何言宏教授开玩笑说：“有时候都有点不敢看当代文学了，看完后会有点后悔。”石岩 本报记者 高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