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家属救助亟待进行

　　受访人：郭建安

　　(司法部司法协助外事司司长、预防犯罪研究所所长，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副会长)

　　本报记者 申欣旺

　　记者：刑事被告人亲属的救助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受到各方关注的问题，最近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检察官救助刑事案件被害人的举动赢得了比较好的反响。

　　郭：我是赞成他们的做法的。一些被告人家属属于弱势群体，尽管家里某个成员犯了罪，但其本人和家人还是社会的成员，不应该被社会遗弃。其家庭成员生活有困难，社会上的另外一部分成员给予一些帮助，符合我们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关爱的理念，不仅检察官他们有这种道义上的责任，和检察机关等政法机关无关的其他社会成员，也有责任救助。

　　记者：您认为这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

　　郭：是的，主要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法律上的责任主要在政府，政府的职责之一就是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人们给予生存保障。因为检察官对这些情况最了解，他们提供了道义上的救助，这种做法值得肯定。很多人都非常热心，比如这个案例中海外华人为被告人未成年的女儿寄来营养费和学费，国内也有很多人伸出援助之手。人是群体性的动物，需要关爱和帮助，要有互助的精神，实际上，政府也大力倡导这种行为。但我们目前还有所欠缺，为富不仁是一种表现，一些有钱人奢侈浪费，如果将这些钱用在救助社会弱势群体身上，意义更大。

　　记者：既然意义如此大，为什么会出现反对的声音？

　　郭：从反对的观点来看，主要是很多人对于犯罪本身不很理解，认为犯罪一定是邪恶的，与其他成员格格不入，同样用这样的有色眼睛来看他们的家属。但从犯罪的原因来看，导致犯罪的原因非常复杂，有些是邪恶的，但还有很多可以理解，或者说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产物，和社会的其他成员也有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另一方面，按照罪责刑相适应的原理，对被告人进行处罚，甚至判处极刑，但只限于本人，他们的家属是无辜的，甚至在很多时候，他们的家属也是受害者，对他们的家属尤其是对他们的未成年子女更不应该遗弃。

　　记者：在中国现在的国情下能够实现多大程度的救助？

　　郭：我认为，对被害人家属进行救助的最重要办法就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让他们能过上基本体面的生活，如果没有这种底线的话，那么被害人家属一旦生活难以为继的话，就可能滋生一种反社会或者仇视社会的心理。

　　记者：目前我国的刑事被告人的亲属是什么样的状况？有没有比较具体的统计？

　　郭：我们针对被告人未成年子女的情况做过比较系统的研究。截至2005年年底，在我国监狱服刑的156万名在押犯中，有未成年子女的服刑人员就有近46万人，占到了在押犯人总数的30%左右。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有60多万人。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45.9%的监狱服刑人员表示，孩子目前的生活状况没有保障；原居住地在农村的监狱服刑人员中，有52.8%认为其未成年子女的生活状况没有保障。另外，这类孩子辍学现象严重，受教育权得不到保障。这类孩子中的辍学群体在其父(母)亲入狱后显著增大。被调查的服刑人员中，其未成年子女在父(母)入狱前就已经辍学的占未成年子女辍学总人数的17.56%，在父(母)入狱后辍学的为82.43%，而从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受助的情况来看不容乐观。曾受到过社会救助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仅占总数的5.2%。

　　记者：从预防犯罪的角度来看，对刑事被告人亲属的救助对预防犯罪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郭：应该说，这种救助对预防犯罪的作用是很大的。我们可以从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两个角度来分析。从特殊预防来看，对被告人家属的救助实际上对犯罪者本人来说是一种呼唤，表明社会并没有遗弃他，有利于其改造，从良心上、从法制观念上回归到正常人的状态。反之则可能使其破罐子破摔，刑满释放之后报复心理非但没有改变，反而可能变本加厉。从一般预防来说，这种救助可以帮助其家属渡过难关，救助表现出来的关爱和同情，对于相互之间的理解非常有用，有利于对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同，促使他们很好的融入社会。社会成员之间的这种宽容使得他们不会产生仇视社会的心理。

　　记者：应该由谁来承担对刑事被告人亲属的救助？

　　郭：我认为可以分为几个层次。首先是政府有责任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将更多的人纳入到这个体系中来。其次是非政府组织。应该鼓励成立一些从事对被告人亲属进行救助的非政府组织，政府可以对这些组织提供一定的经费资助，但具体的工作由这些组织来做。这样就可以有效的与社会结合起来，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再就是社会成员也有援助的道义责任，不光是检察官，其他社会成员都有这个责任。

　　记者：资金来源呢？

　　郭：前面说到政府可以对符合要求的非政府组织提供部分经费资助。此外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社会捐助。这一点很重要，国外对于被告人家属的救助工作很大一部分都是由非政府组织来做，而经费则来自社会捐助。我们目前还没有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非政府组织，但我预测在未来应当会有。比如，像一些服刑人员现在得到救助刑满释放之后，如果收入比较可观，他就可能拿出钱来从事这项工作。目前这样的个案非常多。我们现在实施的阳光村计划，通过承包果树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资金。

　　记者：目前已有的法律能不能给予保障？需要一个怎样的制度体系？郭：目前很难强调对被告人亲属的救助应该有专门的制度体系，比如社会保障到位的话，虽然它只是针对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群体，但客观上就对被告人亲属进行了救助，就能发挥很好的效果。国际社会强调要把预防犯罪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在制订和执行这类计划时要注意对犯罪的影响。我国对违法犯罪实行综合治理的方略，我想综合治理就应当包含了救助被告人家属，防止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