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广州5月15日电 （记者 李刚）
135名流浪乞讨人员中，只有5人属于通过乞讨解决生存问题，其他大多是“职业乞讨”。日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完成的一项社会调查报告显示，广州流浪乞讨者超过95％属于“职业乞讨”。有关专家建议，对那些确属家庭经济困难和社会保障无法解决生存问题的行乞者，有关部门可对其发放“行乞信用证明”，以进行分类管理。
该调查显示，在广州市区越秀、荔湾、天河等中心城区，目前较为固定的流浪乞讨人员约800人。
被调查的135名流浪乞讨人员中，仅有5人属于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或无法取得就业机会、个人或家庭遭遇天灾人祸却又缺乏社会救济，只能通过乞讨行为以获取生存资源，其余的基本属于“职业型”乞讨者，包括受“遥控”乞讨的16名儿童。
职业行乞者中，因为贫困、残疾、疾病3种原因致乞的，仍然占绝大多数。他们中一部分来自一些传统乞讨乡村，一般选择在农闲季节外出乞讨，乞讨的目的不是维持生计，而是为了解决诸如盖房、子女读书等问题。他们每日行乞收入约有20至100元。而在卖花童、卖艺残疾人背后，存在有组织的幕后操纵者，行乞所得收入大多流入了这些幕后操纵者的腰包。
“目前‘职业乞讨’大量出现、欺诈性行乞不断增多，首先要做的是规范行乞行为。”该调查报告执笔人、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汤秀娟说，“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发放‘行乞证’，以加强对职业乞讨群体的管理和规范。”
参加调查的专家建议，可以以现有救助站为主体，联合公安、流浪乞讨人员户籍所在地政府等部门，对流浪乞讨人员的具体情况和经历进行信用审查，在家庭和社会保障确实无力解决困难的情况下，对其发放行乞信用证明。政府为乞讨者建立档案，并在部门、片区之间进行通报，对他们的行乞方式、时间及地点进行规范，加强对乞讨者的统计、引导和管理，促使他们做到文明行乞。
碰撞
谨防欺诈性行乞钻空子
真正为生活所迫的行乞者，往往会远走他乡，隐姓埋名，就是他们还要面子。而现在要联合行乞者户籍所在地政府等机构，给他们发放“行乞证”，建立档案，并指定行乞时间及地点，这可能让那些真正需要以行乞方式解决生计问题的人不会申领，而让那些欺诈性乞讨行为有空子可钻。
广州市机关干部 刘文荣
有利于规范乞讨行为
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家已在推行“行乞证”制度，以从制度上促使行乞行为文明化。我们也应该转换对“职业乞讨”的管理思维，不管他是否是“职业乞讨”，只要不触犯法律，他的乞讨行为都应当被允许，而政府要做的事情是规范他的行为。发放“行乞证”既可以维护行乞者的合法权益，也是规范管理其行为的有效途径。
广东易春秋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旭阳
不是最佳救助途径
给行乞者发放“行乞证”，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管理难题，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乞讨者生计问题。很多行乞者不愿去救助站，一个重要原因是，救助站10天短暂的救助解决不了长期的生计问题，他们需要和城镇居民一样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发放“行乞证”不是实施救助的最佳途径。
广州市民政干部 汪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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