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芳：难忘的重庆八年
张瑞芳：1935年进入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这是中国最早设置话剧艺术教育系科的公立学校，虽然张瑞芳学习的是西洋画，但她却从这里开始了业余话剧活动。
口述／张瑞芳 撰稿／钱亦蕉（记者） 王悦阳
1938年至1945年在重庆大后方，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当时中国的话剧艺术取得了蓬勃发展，堪称一段黄金时期。我也从一名业余话剧演员成长为专业演员，而最使我怀念的，还是当年热情的观众。
业余演出
我中学时代就喜欢演戏，后来我考入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学西洋画，画画我没好好学，却老是去排戏，演了不少“爱美剧”。我演过《干吗？》、《黎明》等剧，《放下你的鞭子》等活报剧在广场上上演时，数千人争睹的场面我永远都记得。别看这么多人围着，观众很安静，我们不用麦克风，就用真声念白。我还演出过《日出》，那时我们也真敢演，我演陈白露，还是中学生的白光演小东西。她长得很高，比我还高，怎么也不像小东西呀，后来我们只好给她套一件大袍子。她拖着长袍走上台，一开口，却是低沉的女中音……这就是我学生时代的业余演出生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参加了由地下党领导的“北平学生战地移动剧团”，剧团成员有陈荒煤、杨易辰、荣高棠、我的姐姐张楠等人。1938年的9月，局势吃紧，我们准备取道西安进入延安，离开国统区。那个时候，由于辗转各地演戏，我身体不好，演完一场就像瘫了一样。我的男朋友余克稷（张瑞芳的第一任丈夫）来看我，他在重庆电力公司担任工程师，希望我到重庆去，既有机会旁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课，也可以参加重庆的戏剧活动。
去重庆还是延安？我心中产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延安是我向往的地方，而重庆当时又集中了全国许多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影剧界人士，对我也有吸引力。我拿不定主意，最后询问了组织。组织上鼓励我到重庆去，于是我决定告别移动剧团去重庆。走的那天，我向荣高棠辞行，他正发着疟疾，却依旧喃喃地反复说着：“小芳要走了，要走了……”让我既感动又伤心。
初到山城
初到重庆，我便遇到了戏剧界联合大公演（定下每年10月10日为戏剧节）。演出的剧目是以宣传抗日为主题的《全民总动员》。编剧是曹禺、陈白尘与宋之的，应云卫担任导演，赵丹、舒绣文、白杨等当时最著名的演员悉数登台，甚至连当时的国民党文化官员张道藩也亲自上台客串，真可谓群星云集，阵容强大。我当时只是个来自北京的学生演员，一下子见到这么多大明星、大文人，都看傻了！我在剧中扮演的是一个小难民，颈上挂着卖香烟的盘子。
应云卫虽然是导演，却时常需要外出，做筹措演出经费、落实演出场地等事务性工作。因此每次说好上午8点开排，却要到午饭之后人才能到齐。而赵丹、白杨等主要演员往往早就在各自家里对戏，排戏时仅仅在舞台上站站位，随后便“台上见”了。当时谁也不认识我，每次排练也没人和我对戏，还有好几次，别人甚至以为我是来看排练的学生戏迷，冲我叫嚷：“没看见我们正忙么？走开走开……”于是，这样一出没有完整地排练过一回的戏便在舞台上上演了。上台之后，我联想到这几天来的莫名遭遇，居然把“卖烟女”演得悲切动人，这一下，大家才渐渐认识了我，进而肯定了我。我也开始了在重庆的舞台生涯。
我在重庆参加了余克稷等人创办的业余话剧团体“怒吼剧社”，我们经常在重庆电力公司的职工宿舍排练，接触了很多文化界的师友，比如巴金、靳以等等，特别幸运。
渐入佳境
当时，重庆排演的戏真多啊，聚集了多个剧团和众多演员，每个戏一演都是几十场，像《家》演了两个多月，非常热闹。我一边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旁听曹禺、黄佐临等老师的课，一边参加话剧演出，经常课没上，就被拉去排练了。
有一回，我正在马路上等公交车，准备去学校听课，应云卫突然朝我奔来，一把抓住我，大叫“别去上课了”。原来，在他导演的夏衍先生的名剧《上海屋檐下》中，扮演“咸水妹”施小宝的舒绣文突然生病了，于是急忙拉我去救急。我是北方人，对十里洋场中的人物不了解，更不明白“咸水妹”究竟是什么意思。导演亲自示范了几个扭捏的动作，我准备了一下，当天晚上便上台了。好在该剧是一家一家的片段组成的，遇到哪家有戏了，灯光便亮在哪家。我在台上很紧张，生怕出错，在灯光暗时赶紧看几页剧本……还有一次，我被拉去替俞佩珊演《民族光荣》中的宣传队员。
我们当时主要的演出场所是国泰剧院和抗建堂。曹禺、老舍、郭沫若等大师的许多代表作都在那里首演。我参加过的便有《家》、《屈原》、《北京人》和《国家至上》等等。在《北京人》中，我扮演主角愫方，这完全不同于我以往扮演的角色，不仅年龄偏大，更有着复杂的心态，使我的表演艺术得到很大的提高。该剧导演张骏祥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戏剧硕士，对排练及演出异常严格。当时正是轰炸期，我们常常一面躲警报一面排戏，气氛紧张而严肃。
我演曹禺的另一个戏是《家》，曹禺指名要我扮演瑞珏，导演是张泯。瑞珏这一人物最精彩的莫过于“洞房独白”这一段。我与导演、编剧反复尝试了许多次，最终才确定下倚靠在一张椅子上的表演方式，沿用至今。这段独白我费的劲很大，吃了很多苦，但我特别喜欢它，直到今天依然能完整地背出来。
在郭老的话剧《屈原》中，我扮演了屈原的学生婵娟。这是一出颇为特别的戏，不仅配上了交响乐为屈原朗诵《雷电颂》伴奏，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借古讽今抨击国民党的封建统治，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在郭老的亲自启发下，我明白了婵娟甘愿牺牲自己，代屈原饮下毒酒，含笑而死的悲壮美，从而演来感情奔放，一时进入忘我的境地，这是我过去所没有体验过的。郭老为此写诗赠我：“凭空降谪一婵娟，笑貌声容栩栩传，赢得万千儿女泪，如君合在月中眠。”后来，著名画家程十发先生还特意为我画了一幅婵娟的肖像，题上了《橘颂》赠我（至今这幅珍贵的画一直挂在张瑞芳家客厅的墙上）。
在演出老舍先生创作的《国家至上》时，还发生了一件趣事。演到一半，轰炸警报响起来了，观众纷纷离场躲入防空洞中。没想到警报持续了整整4个多小时还没有解除，天都快黑了，戏自然无法继续下去。可是当时我们演员每个人脸上都抹着浓浓的油彩，如何卸妆成了个大问题。后来不知是谁发现剧场旁边有奶油蛋糕出售，但老板却不在，我们也顾不得许多了，放了些钱在柜台里，拿出奶油蛋糕就卸起了妆。要知道当时卸妆最高级的是使用凡士林，我们却意外地享受了一回奶油卸妆！
还有一回，我和曹禺一起演出《安魂曲》，曹禺在剧中扮演主角莫扎特，我演阿露霞。一开始我不太接受他的表演风格，曹禺总是蹦蹦跳跳像个孩子似的演绎这位音乐家，说起话来也很调皮夸张。后来我才知道，历史上的莫扎特正是这样一位天真可爱的人物。曹禺是在对莫扎特有了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理解与艺术修养，创造了这样一位独特的艺术家形象。让我充分体会到深厚艺术修养对一名好演员是多么重要。鲜为人知的是，当时曹禺在台上表演拉小提琴，在幕后配音的是赫赫有名的马思聪。
最好的观众
重庆话剧的黄金时期，不仅因为名家云集、作品纷呈，更有着一大批热爱话剧的观众，始终支持着我们。
当时我们的演出环境并不好，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剧场内最后一排总是坐着很多特务，他们手持剧本，对照着台上的表演，唯恐我们临时加上些讽刺当局的台词。尽管如此，观众们依旧热情不减。每逢演出，剧场内真的连针落地的声音都听得见，观众们就是如此投入。无论是在剧场、礼堂内还是在空旷的广场上演出，演员根本不需要用话筒和扩声器，数千名观众人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有时候遇到轰炸警报，演出不得不中止，但只要短时间内警报一解除，观众依旧会走入剧场，像没事一般接着看戏。
当时在重庆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也多，他们都是话剧的忠实观众。我有一位朋友，是戏迷，到达重庆时身无分文，只有一条毛毯。但一听说有话剧演出，二话不说当了毛毯就来看戏。我们至今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像这样的例子，还有许许多多。
有一回，陶行知先生来看我们的戏之后大受感动，连忙跑回育才学校，敲钟紧急集合，让他的学生们步行一百多里，赶着来看我们的最后一场演出。当时票子早就卖完了，学生们就坐在剧场楼座的石头台阶上看完了全剧。当谢幕时，听到楼上两边角落里发出最热烈的掌声时，我真是感动极了！
一生难忘
抵达重庆不久，我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感到有了更大的依靠和前进的力量。当时周恩来同志在八路军办事处担任领导，他特别喜爱观看我们的话剧。我们演出的《风雪夜归人》、《北京人》等，周总理看了不下七八遍。他不仅爱看戏，更常常关心我们的生活，时时刻刻保护着我们的安全。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紧张，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愈演愈烈。当时党中央作出了“隐蔽精干，转移实力”的重要决定。周副主席把我找去，语重心长地关照我：“小芳，今天开始你正式脱离原来的组织。由我与你单线联系。”之后，他时常不定期地约我去谈心，了解我的生活与工作情况。每次见面，他总是略带歉意地对我说：“小芳，我太忙了。老是不能让你按时过上正常的组织生活。”与总理和小超大姐的深厚感情就是从那时建立起来的。
抗战胜利后，原先在重庆的许多文化名人陆续回到了上海、北京等地。我也与宋之的结伴，乘坐飞机离开重庆来到上海。我们在重庆最后参与的一部戏，是夏衍的《芳草天涯》。因此宋之的笑称自己是“挟芳草，奔走天涯”。
重庆的八年戏剧人生永远是我最难忘的时光。我见证并参与了这段话剧史上不可多得的黄金时代。也使我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学生演员，成长为一名专业演员。而身边这许多的艺术家、文学家对我的帮助与熏陶，更是起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最令我难忘的，还是当时那群可爱热情的观众。永远感谢他们对我的深情厚意，使我老去时能平添许多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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