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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百年回归小众艺术 濮存昕痴迷舞台20载(图)

  袁鸿:剧场义工十五年

  袁鸿:原来是普通白领,因戏剧改变了人生。

90年代中期起参与了《夜行船》、《恋爱的犀牛》、《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切·格瓦拉》、《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天上人间》、《暗恋桃花源》等近百部戏剧作品的制作,组织和发起了大学生戏剧节等重大戏剧活动。2002年开始经营中国第一家民营剧场——北剧场,在为话剧事业苦苦支撑了4年以后,2005年,北剧场因经营不善倒闭。现为独立制作人。

  撰稿/陈 冰(记者)

  4月23日,由袁鸿担任制作人的《暗恋桃花源》开始了在上海大剧院的第二轮演出。大剧院售票大厅内,《暗恋》、《艳遇》两大热议话剧的巨型海报比邻而立,携手创造着一票难求的演出盛况。

  《暗恋》还是一如既往地推行着让人咋舌的低票价——面对学生的最低票价只有50元,最高也不过580元,更多的集中在100到300元之间。相比之下,《艳遇》的代价就要高出许多——从180元递进到880元。

  “我们不做这样的比较。”袁鸿显得很排斥。15年来,从话剧制作到经营中国第一家民营剧场再到如今的独立制作人,袁鸿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让更多的人走进剧场。他坚信,一出好的戏剧可以影响人一辈子。

  为此,这个来自重庆的外省青年,在没有任何资源可以凭借,没有任何后台可以依傍的前提下,单枪匹马地杀进北京戏剧圈,他卖了房,得了病,生活一度清贫潦倒。对这样一个痴迷戏剧的异数而言,我发现不是不做比较,而是根本没有可比较的对象。

  被改变的人生

  如果没有看到《茶馆》、看到《暗恋桃花源》,袁鸿的人生也许完全会是另外一番景象。可惜,人生没有假设。

  1992年的一个夜晚,一直喜欢老舍作品的袁鸿偶然决定去看《茶馆》的告别演出。演出在给袁鸿带来震撼的同时,也让他觉得分外失落。震撼是因为话剧通过茶馆里掌柜和茶客的闲聊,将普通百姓的命运和中国几十年的变化紧密结合,失落却因为这是一场告别演出。

  同一年,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成名话剧《暗恋桃花源》拍成了电影,这部电影带给袁鸿又一轮震撼和思考。比起《茶馆》的告别演出,《暗恋桃花源》似乎给人带来了更多希望。正是这两部戏,彻底改变了袁鸿的生命轨迹,让他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戏剧人。

  当初还在杂志社做编辑的时候,袁鸿看到让他感动的戏剧,会自己掏钱印海报到很多地方发放,呼吁人来看,请记者来宣传,请专家来座谈。那时他是一个普通观众,他所承担的也只是他恰好可以承受的那部分。但是《茶馆》与《暗恋》让他一脚踏进了日益边缘化的戏剧圈里。他关掉了自己的公司,放弃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开始在戏剧圈里忙里忙外。

  1993年,袁鸿开始尝试着做自己的作品。那是他屈指可数的剧本之一,只在北京以排练的状态向世人展示过一次,后来还在上海的校园进行过小型交流演出。观众的反应想必让袁鸿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并不适合做创作。

  于是,他悄悄地从创作者的队伍中退出,开始做各种各样的辅助性工作——订盒饭、寻场地、找资金、找演员……说得好听点,他当起了时髦的制作人。尽管袁鸿自己对这个称呼有点不以为然,但他还是很快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了他的同行。

  做了10年小剧场话剧,袁鸿梦想着寻找一块先锋话剧的实验场,让青年戏剧导演能在这里导戏,让新锐戏剧总能在这里上演,让一流的戏剧找到一流的观众。2002年,袁鸿以私人承包经营的形式租赁了位于北京东城区北兵马司胡同的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青艺剧场,更名为北剧场。

  北剧场由此成为北京戏剧圈的一面旗帜,也成为袁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风雨飘摇北剧场

  接手最初,袁鸿也曾成功地运作过几个低成本的戏剧,比如《故事新编》、《天上人间》、《我爱抬杠》这3台戏共6个演员,总投入没有超过10万,也赚了几千块钱。但通过戏剧赚钱,并不是袁鸿的目的。他总觉得一个好戏和钱的关系并不那么大。所以在他担任北剧场艺术总监的日子里,总是会做大量的戏剧普及和培养工作、公益活动以及海内外戏剧交流。他还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发起举办了5届大学生戏剧节,每场演出的票价不超过15元。

  袁鸿说自己就是诚心想跟戏剧界的人过不去。他要让他们看看,不花大价钱也能攒出好戏来。结果,大学生戏剧节的演出很轰动,票房却很一般。如此这般的赔本戏剧做多了,袁鸿不得不从小资落回到贫民——他将自己的房子卖掉来还场租,以至于网上有许多人称他为“穷干青年”。

  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让本来就举步维艰的北剧场变得异常被动。邀请广州话剧团来演出,观众因为害怕都不敢来。接下来好几个月,没有任何收入的袁鸿却还要支付不菲的场租、员工工资、消毒费用……他几乎不敢走进那个空无一人的剧场里。

  那是一段异常难熬的日子,几乎每天平均会有两个人来要债。原本就很瘦弱的袁鸿终于病倒了。在某个寒冷的夜晚,口袋里只有8块钱的袁鸿没钱打车,只好从东四环长途拉练走回位于交道口的北剧场。

  2003年底好评如潮的“台湾小剧场展演”再次让袁鸿欠下了一屁股债。他要联系剧团演员的机票、住宿、交通,还要支付演出费用……为了让更多真正喜欢戏剧的人能够看得起戏,他定下的票价极低。

  菜式精美,价格便宜的北剧场方便的是观众,受益的是整个戏剧圈,却苦了这个在观众和戏剧人中牵线搭桥的中间人。执掌北剧场的4年间,袁鸿骑自行车、吃清粥小菜,过俭朴生活,把戏剧做成了公益事业。

  2005年9月18日中秋之夜,话剧《梵高》在北剧场进行最后一场演出,一个关于戏剧理想的神话终于在市场的无情嘲弄下画上了句号。袁鸿“我现在已经是弹尽粮绝,不可能再无止境地向别人借钱。我失败了”的感叹令人唏嘘不已,把一整个社会应该承担的戏剧责任,放在一个瘦削的肩膀上是如何的悲凉与不堪。

  眼下的袁鸿很不愿意谈及那段近在眼前的往事,也不愿意担当传媒人眼中“悲情英雄”的角色。他只是淡淡地说,那个时期,他的整个心态都坏掉了,见谁都想吵一架。那时他真正想要离开戏剧,选择另外一种生活。

  但是在北剧场关闭的10天之后,他又回来了。“一个北剧场倒掉了,千千万万个关于小剧场生存的思考出来了。这未尝不是一件幸事。”摘下“北剧场总监”帽子的袁鸿这两年继续做他的独立制作人,“因为剧场还在的时候,谈下了很多个合作项目。承诺了别人的事情,还是要去做。”这些承诺,直到今天袁鸿还在一一兑现。

  现实的理想

  袁鸿非常反感人们称他为“理想主义者”,“我是最现实的!”他反驳道。他说自己从来没有拒绝过善意的投资,但“最起码的立场真的要坚持,做人不要那么随便”。因为这份底线,让他得罪了不少人,也挨了不少骂——“越来越敏感,越来越神经质”,“很固执,不懂得变通,不会投机”。

  他没觉得自己必须要去承担发扬戏剧艺术的责任,只是刚好看到戏剧领域里有些事情需要有人去做,就去做了。他拒绝一切宏大的褒扬,只想踏踏实实地做事,力图用5年时间实现比较良性的话剧运作。他既和赖声川、林兆华这样的大导演合作,也会全力帮助理工大学的非专业学生。袁鸿说自己不是傍定一个人的那种人,只要对方的艺术足够打动自己,就会全力去合作。

  “我现在一直想办法从别的地方多挣些钱,去扶植一些和我有一样信念的戏剧人,让他们不要那么快投入商业的怀抱。”袁鸿很坦荡,说自己从来没有把个人生活的成本加到任何一个戏上。“和国家话剧院合作《荒原与人》,我没有报销,人家看不过去了,我就报销了288元车费。”票房火爆的《暗恋》,作为制作人的袁鸿也没指望从中捞到多少好处。他没有和演员一同乘飞机,而是和工作人员一起坐着火车赶到上海的。

  他一直是个对物质没有太多要求的人。一部阿尔卡特手机用到几乎不能通话也还没有扔掉。去年在北京约好和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一起商量义演救助一个患了白血病的京剧演员。由于手机太破,两人在街角怎么也没碰上。心急的王佩瑜干脆直奔商场买了一部手机送给袁鸿。

  袁鸿耻于提起那段有钱的生活。在他看来那时候所做的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除了钱什么也得不到。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一直坚守小剧场的根本原因。但是袁鸿对眼下的戏剧界有些悲观。“现在投资人进入市场的心态并不比以往好。中国艺术家的生存条件太好了,太容易得到名声、地位、金钱,反而不那么真诚地对待艺术、对待观众了。很多人做戏像是在做工程,已然形成了一个个利益群体,从灯光、道具到舞美、演员,恨不得一口吃饱。他们没有更多地思考一个良性市场的形成,一个良好观演关系的养成,是需要时间去培养的。”

  从《暗恋》去年首演开始,袁鸿就和一帮热爱戏剧的朋友们成立了“青年戏剧公益基金”,每一张《暗恋》的票款都有1元钱进入这个基金。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青年编导计划,以有限的资金启动,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比方说《天上人间》这个戏要演,我们先去预订剧场,预订剧场的1万块钱就是我个人出的。我跟他们说,如果票卖得不太好,要赔的话,我这1万块钱就不用考虑了,这是我能承受的。”

  5月份袁鸿将有5个戏先后在北京上演。包括《天上人间》在内的3个戏可能都属于“赔本买卖”。“这种事情你不能说不赚钱就不去做。我们现在太一个极端了。所有的戏,管它好不好,具不具备艺术性,有没有商业性,一定要按卖票这样来做,这是不对的。”

  话剧百年,有的地方用几个车皮运道具进京演出,袁鸿对此感到不可思议。“我从来没有想过用车皮运道具,铁路部门咱打不起这个交道。我把它换算成公路运输,9米或者是9英尺的车,要多少辆?从那个城市到北京,要花40万!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做这样的事情?”

  早年,在一次小剧场戏剧研讨会上,袁鸿曾经和某位著名导演发生非常严重的争执。据说,导演非常蔑视地说,你们要是只有3万元、30万元就不要做戏剧了。而以袁鸿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则抢白道,我们就是只有3分钱也要做!

  在戏剧生存的残酷现实面前,在与实力雄厚的国营剧场同场比拼之际,以很低的成本,攒几万元做戏,大抵是一件顶顶现实的事情。这就是袁鸿认准的道理。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致双亲》中说——

  “许多人会称我为冒险家,我是冒险家;只不过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是一个宣扬真理而不惜捐躯的冒险家。也许结局就是这样。我并不找寻这样的结局,但是这是势所难免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在此最后一次拥抱你们。

  “我热爱你们,只是不知如何表达我的爱;我办事是非常坚决的,我认为你们有时对我并不理解。另一方面,要理解我也不容易。不过,这一次请相信我说的话。

  “我以艺术家的趣味所渲染过的意志,将会支持虚弱的双腿和疲惫的肺。我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有时候也请不要忘记20世纪这个渺小的征人。吻赛莉亚、罗伯托、胡安·马丁和波托丁,吻贝娅特丽斯,吻所有的人。你们倔强的浪子热烈拥抱你们!”

  也许这正是袁鸿,一个名利场中格格不入者的内心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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