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世纪》绘就“我时代”北京平民史

　　“1953年3月的一天，在农村同学的带领下，同学们出城挖老鼠。那天风特别大，我们挖了一窝田鼠共四只。回到学校后，我们才得知斯大林死了。”关庚54年前被批评为“思想不积极”的初中作文，收入了54年后他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我的上世纪：一个北京平民的私人生活绘本》（下称“《我的上世纪》”）。

　　500余篇短文，600余幅插图，关庚以一个亲历者的平民身份，栩栩如生地描述了自己的童年、家庭、求学和婚恋等故事。

　　上世纪50年代读过的挪威漫画家古尔布兰生的《童年与故乡》给他很大影响。2000年，退休的关庚应聘上了国家大剧院工程的监理工作，“闲一点，晚上就把过去经历过的事情画个两三幅”，断断续续画了三大本。妻子贾静媛的学生看了就怂恿：“关伯伯出书吧！”

　　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李师东和责编庄庸解释说，“我们2004年左右就意识到，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特征，就是正在全面进入‘我’的时代”，“《我的上世纪》就是对普通大众正在进入‘我时代’的一种应对：我的世纪我见证，我的人生我讲述，因为我说，所以精彩。”

　　该书特约编辑萧盈从2006年3月开始，在一个多月里每周两次去拜访关庚做口述实录，“一个图一个图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地过一遍”，“结婚等情节没有就补进去。”萧盈一度甚至想约请作者把关庚家族的故事写成小说。

　　难忘童年的记忆

　　1939年12月19日，他出生于北京欢畅大院6号。3个月后就被生父黄襄中（他称“呆呆”）过继给了寡居多年的大姑黄墨倩。

　　关庚对日本投降那天的情形记忆犹新，“夜深人静时，无线电发布了这一消息，呆呆用棉被捂着无线电听到的。一听到这个大好消息，呆呆立即打开西屋的后窗户，大声叫喊：‘胜利啦——’”，“于是，前后院的人都起来了，大家一起到前院听收音机，听完之后摆桌做菜喝酒庆贺，折腾了一个晚上。”

　　抗战胜利后，在高等商业学校教会计的呆呆通过短短几个星期自学好英语就“下海”了：盘下冷饮店、开餐馆“福寿馆”；雇用七八个人开卷烟厂；与人合开了文物商店“懋龙”，“那时来商店的美国人很多，一度很红火”；后又与人合开了“夏龙”妇女用品商店，“一时引得一些大使夫人光顾，苏联大使尤金的夫人即是其一。”

　　关庚的姥爷黄佩华（关庚的亲爷爷）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的是博物学，“是自己硬考上去的”，“他出殡那天，故宫博物院还派人来请教他”。而爷爷关质勤（关庚养父的父亲）曾于清末留学德国，后在北洋政府陆军部担任主管军用装备的将级军职。

　　1947年，关庚上了新鲜胡同小学，“李敖也是这个学校的，比我们早四五年。”1949年10月1日，关庚一早就和大舅妈（生母）去灯市口贝满中学看大姐黄吉吉冬的庆祝游行，“她们队伍中最显眼的是为晚会准备的五角星形大纱灯”，“下午全家在东来顺吃的涮羊肉。晚上又看了庆祝国庆全市人民提灯会。”

　　我一生都无法弥补的缺憾

　　1956年到1958年，关庚上高中，班上俄语好的同学还会写信给苏联中学生交笔友，“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那会儿，它经过北京上空时大家就欢呼。”

　　1954年是“公私合营”的高潮，“懋龙的买卖一落千丈，公私合营财产评估时只估价一万元。”

　　关庚在1957年“反右”前后并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冲击。“你要前脚工作，我就后脚跳河。”毕业于解放前的华北大学的娘在关庚1958年高中毕业本可以就业时鼓励他继续深造。他如愿进入清华大学开始为期6年的土建系的学习。

　　在清华期间，关庚多次迎接过苏加诺、格瓦拉、金日成等外宾，“贵宾一过来我们就高喊支持的口号，煞有其事，好像为世界革命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似的。”

　　“我就不理解现在的孩子为什么都减肥不吃饭”，妻子和关庚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深刻的记忆还是饥饿。三年困难时期，每个月的粮票是31斤，“吃饭时要有很大的毅力，才能不超过定量。”

　　1965年到1969年，关庚在半工半读建校任教。有一次，学生们逮了只野猫，又是给猫剪指甲又是用水淹，最后用敌敌畏毒死了小猫，但折磨它的学生又给小猫立了个墓还挨个儿磕头，“我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这可能也是‘文革’时病态心理的一种表现吧！”

　　当时忙于政治运动不能经常回家，娘在1966年1月17日永远地离开了关庚，这给他留下永久的痛和悔：“娘的一生太不容易了，到该我尽孝时却又离去了，这是我一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

　　他这几个孩子都没有孬种

　　1970年，关庚从住了近30年的欢畅大院搬到了西苑门夹道10号。6年后，关庚全家和所有中国人一样都经历着这个灾难深重的年份，“周总理去世、东北落下了陨石、朱德逝世、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毛主席逝世。”1976年10月的一个夜晚得知“四人帮”倒台后，“我们被这消息惊呆了，大家兴奋极了。”

　　1976年7月的唐山大地震，关庚全家在中山公园的中山堂屋檐下躲过一劫。

　　从1969年到2000年，关庚负责承建了新华社工程、西南郊区冷库工程、同仁医院工程和人大常委会办公楼的维修改造等。但妻子在南长街小学“37元钱的工资挣了17年”，关庚也没有利用工作便利为妻子调动工作。贾静媛说起关庚又爱又“恨”：“像他这样的，别人都有好几套房子了。”

　　关庚的家族已不复当年父辈开涉外商行和祖上留学德国与日本、位居政府要职的显赫，但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平淡，“呆呆的7个孩子没有一个是孬种。他们都对这个社会有贡献。”关庚的姊妹多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名校。虽然大姐在“文革”中过世了，但外甥小苍让他们足以骄傲：“他在联合国总部做译员呢！”

　　2004年，关庚因为脑血栓开始了彻底的退休生活：“平时在家里画画儿、看书，还养了几只小乌龟当宠物解闷儿”，“天气好的时候就和老伴儿一起去公园玩玩儿，生活过得很平淡、很安逸也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