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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东平表示招生和录取制度对教育公平性影响更大。 |
招生和录取制度急需改革 逐步清理高考特殊政策
主持人：可是录取制度也造成了一定的教育公平的倾斜，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杨东平：另外就是录取制度，招生和录取制度对教育公平的影响而言，这个环节更大，不管考试内容、考试科目怎么设定，都是一视同仁的，有一种形式上的共同。
为什么人家比你多考几百分还上不了大学？这是由于我们的录取制度造成的，由录取学生的定额确定的。这个定额是怎么产生的？这个定额是沿用多年来的习惯，这个问题确实这两年有人做过一些研究，能不能通过平均各个学校在各省招生的名额促进地域之间的平衡？这个问题比想象得要复杂一些。我们知道高校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央部委管辖的高校，面向全国招生，还有一类是省属地方高校，地方高校是由地方财政举办的，面向本地招生，比如山东师范大学是由省财政出钱，就招本地的学生。哪个地方高等教育越发达，招收的本地学生就越多。
高考录取名额的地方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地区不均衡造成的，比如河南、湖北、山东历史上高校比较少，省属高校比较少，所以即便中央部委的高校对全国招生的学校全部均衡，每个省都招30个人，那么在全国考生名额当中所占的比重还是比较少的，我们定量的数据部委高校招生的学生只占全国总录取学生的14%。通过中央部委高校的均衡化不足以宏观改变倾斜的高考分数线，这里面我想提两件事。一个是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的布局要向人口大省倾斜，新增加的院校、新增加的考试录取名额所谓要增量改革，增加的部分应该向最短缺的省份来倾斜。另外中央部委的高校仍然应该重视区域均衡的问题，这已经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了。
刚才讲到第一个问题是倾斜的高考分数线，第二个问题是重点大学招生的本地化倾向。这是最近这几年来媒体反映比较强烈的，如果定量来评价，北京、上海并不最突出，比如北大招北京的学生多，北京的学生现在占所有学生的不到20%，全国平均的话，北京招了15%—20%也不算少了，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招本省的学生达到50%—70%，这个现象就令人比较费解。
浙江大学到底是国立大学还是省立大学，怎么以招本省学生为主？本省学生招了70%。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挤占了外省的学生上优秀大学的机会。这个现象是近几年才出现的，90年代高校扩招之后才出现的，有一个制度性的原因，我们在高考扩招之后进行了大规模高校的重组、合并、共建，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外地的重点大学为了学校的发展，提出和所在省共建的目标，吉林大学要和吉林省共建，浙江大学要和浙江省共建，共建的模式是当地政府给学校提供优惠政策，比如土地等等，但是有一个附加条件，你虽然是国立大学，但是为我们省的高校发展做贡献，要多招本省学生，作为一个交换条件。
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出现过，这个是近年来高校扩招之后和地方共建，这些大学想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更多的资金等等，地方政府可以给你优惠条件，但是要多招本地的学生。这个问题肯定是需要重视的，如果你是一个国立大学，你在本省的招生生源我个人认为超过了30%就已经是很过分的了，有损全国性重点大学的声誉，也是违反公平的准则，应该多招收各省的学生。高等教育不仅仅是为本省教育做贡献，尤其是一个优秀的研究性大学，不应该变成只为本地培养人才。
第三个录取制度问题就是刚才讲的特殊政策，最为人诟摒的是保送生政策和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加分政策，甚至文体特长生，近年来反映出来也已经成为腐败通道，大面积的弄虚作假，前两年发生过西安测试体育特长生，三分之二以上连普通的水平都达不到。尤其保送生、优秀学生加分、三好学生，变成被少数权势人物所享用，靠近招办地方的领导干部和教育系统的干部和学校的校长这个教育利益集团，他们把这些好处占用了。我有一个学生说，他上高二的时候他们班一个学生失踪了，转学了，不知道到哪儿去了？第二年高考完了之后才知道，他被转移到另外一所学校，以优秀三好学生的名义保送到北京的重点大学，这个学生在班级里面是成绩很差的学生，但是他的家长是市委秘书长。由于使用政策不透明，成为一个很大的腐败通道。
主持人：当时出现那些加分政策的初衷为了维护一种公平吗？
杨东平：加分政策是基于这个原因，学生非常优秀的学生这次考试没考好，落选了不太公平，优秀的学生可以免试推荐上来。但是免试推荐和特长生我相信80年代就有，但是80年代跟整个社会风气有关，重点学校还是比较认真来执行这项制度的，不会把乱七八糟的人都免试了。这个政策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逐渐被腐蚀了，被侵蚀了，后来学校出现了既得利益，因为要考核高考率，就把次好的学生保送，最好的学生一定能考上，次好的学生不太容易保送，那么它的升学率就提高了。最后发展成把差的学生保送上来，特殊背景的家长、特殊人物，就完全违反了政策的初衷。
每年大学期末考试时候总有一些学生不及格，他们管教学的主任说，不用问，肯定是保送生，推荐上来是最差的学生，已经不是次好的学生了，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我个人认为，这些渠道要大幅度清理。做一个调查很容易，到各个大学统计一下，各个学校保送生的质量怎么样，这项政策是不是应该继续延续。
主持人：这些政策是一些地方政府建立起来的，能很快的改变吗？
杨东平：这几年2000年前后发生大规模考试舞弊事件，包括弄虚作假，已经把这些政策收缩了，尤其是像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加分现在已经停止了，我不太清楚是教育部停止的还是各个省停止的，现在特长生加分还有，对于科技人才的加分，参加全国奥数、奥林匹克竞赛，把那个范围限制得比较死，只有条件非常硬，只有便于考核的科技成果和全国性的竞赛才能算数。
主持人：这些政策还有必要存在吗？现在各地的考生差异化其实也不是特别明显了，不像30年前那么明显。
杨东平：这里面还有一些定向生的政策，还有调剂生，应该对这些政策加以清理。我们不在招办，并不太清楚，可能全国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情况也不一样，需要经过研究经过清理以后加以调整，有的该取消有的该减少。问题是我们从媒体上看到，有的时候还会出现增加新的项目，非典期间北京市规定医务人员子女可以加分，那非典过了之后能不能加？最近规定见义勇为的子女可以加分，这个规定的动机是好的，但是把考试制度的功能免去，见义勇为很好，可以给你奖励给你称号，不见得损害考试公平。
杨东平：包括在中考当中也有类似的问题，报纸最近登利税大户的学生可以加30分。本来考试制度的公平就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你再开很多口，有的靠家长，有的交钱，把考试的公平破坏了。这种特殊政策要越来越少，尽可能得少。我们在这方面改革得比较少，而在考试科目上，3+2还是3+1改得比较多。重点院校招生的本地化、招生政策方面我们关注得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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