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香港的岁月

　　来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

　　我在香港的岁月

　　阮期瑗

　　1993年初，我来到香港定居。入乡随俗，和所有的新移民一样，我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语言关。在我的潜意识里，普通话是规范语言，广东话难听又难懂，从心底里排斥广东话，从来也没有下功夫学讲广东话。

　　1994年，我患了重病，住进香港玛丽医院。见了医生，谁也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最后只好进行笔谈。我的主管医生叫朱世文，是一位对待病人非常热心、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好医生。他见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在香港，对我尤其关心和照顾，我从心底很感谢他。可惜，我们对话很吃力，无法进行更好的沟通。2002年，我再一次去玛丽医院看病。朱医生一见我，便笑容满面的用普通话打招呼。“呀，朱医生，您会讲普通话了？”我高兴的大声说，“会说一点点，现在不学普通话不行了，我们医院同内地的大医院常有学术交流活动，去年我还去上海参加了一次学术会议，不懂普通话，怎么同内地的同行们交流呢？”

　　回归前，到政府部门办事常常令我很是头疼。1996年，我和香港证监会牌照科何科长打了一次交道。何科长是一位中年女士，瘦瘦的身材，严肃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让人生畏。她听不懂普通话，我写给她看，她又看不懂简体字，搞了半天，事情也没办好，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斜着眼睛瞟了我一眼：“为什么不学广东话?”说完，很不耐烦的转过身子。我再也忍不住了，冲口而出：“快到97了，你为什么不学普通话？”

　　从那时起，我很怕去这些政府部门办事。2006年，我去税务局。接待我的主任是一位非常热情、性格开朗的姑娘。她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我惊讶极了：“您也是从内地来的？”“不，我在香港出生的！”“您的普通话讲得这么好！”我由衷的赞扬她！“我已经学了两年了，我们很多同事都会讲普通话，如今不会讲普通话，很难找到一分好工作。您知不知道香港社会上从前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不学好英文，不能闯天下，现在呢：不学好普通话不能闯天下！”她笑盈盈地回答我。看着这位热情洋溢的姑娘，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从前香港不少中产阶级家庭都喜欢把小孩送到国外留学，毕业后大多留在当地工作。我的一个好朋友是香港一家有名的财务公司的总经理，他有两个儿子。早就听他说为孩子做好了去美国留学的准备。2003年6月的一天，他来拜访我，委托我帮他打听北京几家著名大学招生情况，说是准备让两个儿子高中毕业后去北京上大学。看到我惊讶的表情，他笑了一笑：“现在情况不同了，内地发展空间很大，很有潜力，如果让孩子去国外留学再回内地发展，便走了弯路。”听了他的话，我想起邻居的儿子。今年上初中的二年级，他画的画很好，前年到北京参加儿童画展还获得了一等奖。他高兴地告诉我：“以后我要到北京读大学，然后当一个画家。”

　　回顾这些年来，香港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最严重的是金融风暴和“非典”事件。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风暴，香港也不能幸免。股市狂泻，楼市暴跌，市值一下子蒸发了几千亿。人心惶恐，怨声四起。一些心怀鬼胎的人乘机跳出来，说这一切全是回归造成的。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香港的普通大众又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有一天，我和一个搞实业的朋友交谈，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告诉我：“金融风暴令我损失了一千五百多万，我只得从头开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切决不是回归造成的。香港经济从80年代开始起飞，90年代达到高潮。经济是有周期性的，90年代中期，香港经济出现了泡沫，97年达到了顶点。英国政府以前从不关心香港的民主问题，这时却一反常态，无休止的同中央政府争论什么香港的民主进程问题，当时的政府也很少把精力花在经济上面，到亚洲出现金融风暴，香港自然受到严重影响。”

　　金融风暴后，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挽救香港经济，从各方面全力支持。全国各地纷纷伸出援手，大力帮助香港。港商也纷纷到内地寻找商机，同内地合作。香港社会以前流传着一句话：“不搞房地产，不能名列十大集团”，现在呢？现在的说法是：“不同内地合作，不能名列十大集团”。自由行政策执行后的头三个月，便为香港零售业带来60亿港元的进帐。在祖国更加开放的金融制度下，在逐步开放更多金融产品的过程中，香港得天独厚，从中获得了更多发展机会，受益不少。

　　2002年，香港爆发了“非典”，使香港又一次面临严重的考验。中央政府再次伸出援手，全国各地援港的医疗用品一车又一车运到香港。在以陈冯富珍为首的广大医务人员的辛勤努力下，香港很快战胜了“非典”。

　　香港回归祖国十年了，十年来香港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考验，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最终走上了金光大道。现在香港经济复苏，股市高涨，百业兴旺，社会稳定，形势大好。展望未来，广大香港人都坚信，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明天会更好，东方之珠将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