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律协六大举措救助黑砖窑童工 防止悲剧再生

　　　山西黑砖窑事件引起人们对童工现实的关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与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正在联手，开展全国范围内的救助大行动——

　　民间力量高调救助童工

　　■ 本报记者 程 芬

　　对安徽省萧县龙城房庄村村民邵敬忠来说，6月21日是个告别噩梦、燃起希望的日子。

　　一大早，邵敬忠就来到萧县画乡律师事务所刘金莲律师的办公室，办理了申请法律援助事宜。下午，刘金莲又给他捎来800元钱，说这是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中午刚刚决定给他儿子邵健的资助——一个星期前，邵健从山西泽周村窑厂“死里逃生”，身无分文地回到了阔别两年零3个月的村庄。

　　邵敬忠对刘金莲充满了感激。他只知道，刘律师是个好人，她不仅主动提出为儿子讨回一年半的工资，还从一个叫做“小额爱心资助项目”带来了一笔钱，说是让邵健感受到来自于社会的关爱，尽早从痛苦的回忆中解脱出来。

　　邵敬忠不知道，儿子的遭遇跟最近备受关注的山西黑砖窑事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在儿子得到资助的头一天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山西黑砖窑事件调查处理初步情况的汇报，并要求近期在全国范围内，以乡、村的小砖窑、小煤窑、小作坊等为重点，开展一次劳动用工大检查，重点是依法打击雇用童工、强迫劳动、恶意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同时，进一步完善劳动用工制度、加强用工管理、规范用工行为。

　　逃学少年被骗身陷黑砖窑

　　邵健今年16岁。2005年3月20日，他还在萧县龙耘中学读初二的时候，突然想出去散散心。没有和家长老师打招呼，邵健就来到徐州，在一家饭店内干了半年小工。当年11月，他又来到郑州。在火车站，有人问他愿不愿意打工，每月有700元工资。邵健说愿意，然后就随那个人上了面包车。那一次，那个人包了五六辆面包车，每辆车上都有五六个人，他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后送到山西泽周村窑厂。

　　据邵健讲，这家窑厂中有三四十人干活，有18岁以下的，也有七八十岁的。他在这里的一年半时间里，只能吃馒头和面条，没有吃过肉，也没领过工资。老板不许工人们与外界联系，更不允许外出。

　　邵健在砖窑里经常能闻到头发被烧焦的味道，他自己的手也常常会被尚未冷却的热砖烫伤。他每天要干很多活，从夜里3点做到早上8点，吃完饭，又从中午12点做到晚上21点。干得不好老板就打，干得慢也要挨打。

　　邵健一直想逃跑。但是，他听说曾经有工人逃跑，被抓回来后，又被老板狠狠地打了一顿，有一个人的腿都被打瘸了。

　　今年6月13日，窑厂新进来一个同伴。趁着他的手机还没有被老板收走的时候，同在窑厂打工的河南少年杨辉借用这个手机悄悄给家人发信息，告诉了自己准备逃跑的路线。6月14日凌晨，趁开工时监工看管得松，邵健和杨辉逃出了砖窑厂。他们特意选了一条与别人平时逃跑相反的路线，朝深山里拼命跑了近1个小时。他们跑到了山顶，待到早上天亮才从山上下来，赶到高速公路口，用身上仅有的10元钱买了车票，前往山西晋城，与杨辉的父母相见。之后，他们在河南安阳县都里派出所报案，而邵健则在派出所的帮助下联系到家人。

　　邵健是邵家几代单传的独苗。邵敬忠说，从家里发现孩子失踪后就发疯似的寻找，一直没有消息。经历这些磨难，孩子变化非常大，“看见孩子的时候，就觉得他瘦多了，起码比离家出走的时候瘦了近20斤。身上还有伤。回来以后，他的脾气很暴躁，我们都不敢跟他提山西的事。孩子的讲话声音也变了，有山西腔，不爱搭理人了。”

　　6月19日，安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孔维钊通过媒体获悉此事，立即通知安徽未成年人保护县域协调人刘金莲与邵健的父亲邵敬忠取得联系。6月20日，邵敬忠表示愿意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这样，邵家的遭遇被纳入了民间救助行动的视野。

　　全国律协六大举措救助童工

　　据多家媒体报道，被山西黑砖窑控制的窑工中，未成年人足有上千名，占据了近半的比例，目前，仍有绝大部分未成年人不知去向。

　　“我们相信类似逃回家里的童工案件不是仅有安徽一例。童工尤其是被拐骗、拐卖的童工案件可能也不仅在山西存在。这类事件暴露出我们在农民工以及未成年人权利保护工作中面临的巨大挑战。”6月21日下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下设的法律援助与公益事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佟丽华透露，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农民工尤其是童工的权利，引导、帮助农民工依法维权，该委员会和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联合推出六大举措救助全国童工。

　　一是开通全国童工法律援助热线：01063813362，01063859982，01063813995。需要援助的童工、未成年工及其家属可以在每天8：30至17：30通过热线咨询或求助。

　　二是开设小额爱心资助项目。对已经寻找到的被强迫劳动或身体受到伤害的童工，如果尚未接受到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个人的捐助，童工及其亲属、提供援助的律师可以申请爱心资助，资助标准为500到1000元。“直接通过热线电话申请。我们找当地律师核实后就可以发放资助款。”佟丽华说，“快的话，只要两天，资助款就可以到位。”

　　三是在北京和21个省会城市开通30部法律援助热线，其中15部热线为农民工法律援助热线，服务对象包括农民工、未成年工和童工；15部为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热线，服务对象包括未成年工和童工（具体号码见表格）。

　　第四，对各地需要法律援助的童工和未成年工，全国律师协会法律援助与公益事务委员会和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将协调各地专职公益律师和志愿律师，为他们及时提供法律援助。目前，在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与各地律师协会的多年推动下，全国各地未成年人保护志愿律师已经超过6500人，这些律师都可以及时、就近为需要帮助的童工和未成年工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

　　第五，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与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合作，已经设立“中国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与保护”专项基金，专项基金将为各地律师办理上述童工、未成年工案件提供资金支持。

　　第六，对15个已经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的地区，需要法律援助的农民工，可以及时与这些专门机构联系，寻求法律援助；没有设立专门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的地区，需要法律援助时，建议农民工及时向当地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援助。

　　“这些举措出台得晚了些。”佟丽华说，“但是每一条都很实在，都是过硬的承诺，我相信这些举措能切实帮助童工和农民工。”

　　专家建议防止出现“制度童工”

　　中国有3.41亿未成年人，但是，中国到底有多少童工，没有人知道。

　　关于童工的数量，从全国各地的执法检查中可以窥见一斑：《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报送省领导批示件德水第66号加元第90号办理情况的函》中指出，浙江省在十五期间查处童工案件2263件，清退童工2318人；江西省在2006年7至8两个月进行使用童工专项检查，查处使用童工的违法案件81件，涉及童工129人；2006年8月，河南省进行童工使用专项检查，查出童工381人……

　　“这些数字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的童工使用不是个别现象。”佟丽华分析，大部分童工是因贫困或厌学而辍学的孩子，主要来自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而且，童工多受雇于个体企业或没有注册的黑企业，很多人的工资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还经常遭遇工资拖欠或克扣、工时长、无保险、生产设施不合格、无职业培训和安全防护措施、生活环境差等特点。

　　佟丽华建议从制度层面预防和减少童工的出现。其中最主要的是保障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同时消除中国义务教育年龄与法定就业年龄的空档，防止“制度童工”的出现。“中国《义务教育法》规定的，接收义务教育起始年龄为6岁，九年义务教育意味着，有些15岁的未成年人不能进入高中或职业学校，面临着无处可去的状态。”因此，佟丽华建议政府通过政策和立法保障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能够一直在学校接受教育。

　　此外，应建立未在校未成年人信息收集、监测和发布制度。“山西之所以能长期大规模地发生使用和强迫童工劳动的事件，就是因为我们缺乏这样的一个信息收集、监测和发布的制度。”佟丽华说，“如果一个地方连续一段时间发生未成年人失踪的事件或发现有童工出现，就应该足以引起当地公安部门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