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不变！

善变通的香港人不怕变。以不变应万变，正是香港多年来赖以成功的经验本报记者 王轶庶／图

法治与司法独立已成香港社会基石，近处左侧建筑为香港立法会 本报记者 王轶庶／图

　　【香港这十年】香港，不变！

　　香港人有“OUT（出国）是IN（时髦），IN（北上）是OUT（老土）”的说法，但如今，潮流的风向标一百八十度大逆转。

　　经历十年沧桑 坚守核心价值

　　一个国家之内，两种制度就这样共生了十年。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之下，静观十年变迁，香港保持了哪些不变？如今，这些变与不变又能给内地带来怎样的启发？

　　“这么快就10年了！”

　　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百感交集一声感慨，仿佛港人心头的五味杂陈。

　　局外人看这10年，看到的都是变化——金融风暴、禽流感、SARS……港人身处其中。回望这10年，感受最深刻的是疲于应变——如何以不变的香港经验、香港精神、香港价值，应对突如其来的瞬息万变，又如何在变化之中，坚守原有的精神、价值与理念。

　　回归10年后，许多统计、研究、言论都在指向同一个结论：经历了惊涛骇浪的香港，没有变。

　　“马池缩舞池减”——10年瞬息万变

　　“马照跑舞照跳”。10年前，香港人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揣摩“一国两制”中关于50年不变的定义，揣摩自己未来的命运，就是从这句通俗易懂的话开始的。

　　赛马，博彩之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香港家喻户晓、全民参与的活动，从升斗市民到亿万富翁皆热衷此道。

　　2007年6月17日，红磡开往沙田马场的东铁专列里，60岁的黄老伯幸福地和同车的老翁讲马经。香港人喜欢“博一博”的投机心理没变，不过，如今的赛马情况已经比不上十年之前。

　　香港赛马会公共事务部主管邓惠钧介绍说，当年赛马的高峰期，香港马会的投注额可高达900亿港币。10年风雨，赛马经历金融风暴、外围马猖獗以及年轻人转向赌球等多个冲击，马会投注额下滑至2006年的600亿港元。

　　相比“马照跑”的缩水，“舞照跳”可以说早已是美人迟暮。

　　“（舞场）都倒闭完了。以前湾仔、铜锣湾也有的，现在差不多就剩九龙了。”从事酒店娱乐业三十多年的欧阳先生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了香港夜总会的兴衰过程。

　　“好景的时候，客人要排队才能等到VIP房，有的豪客一点就是过万元一支酒，有时候甚至有国际巨星来光顾。”回忆起早年的辉煌，这位资深人士忽而又连叹“没有了”，语气中透出无尽的流连。“以前夜总会是香港人应酬、谈生意的地方，现在香港的厂早已北移内地，内地的夜总会也发展起来，我们的生意自然就少了。”在欧阳曾经工作过的“大富豪”，如今生意少了六成以上，一半员工陆续被炒鱿鱼，他也不例外。

　　赛马及娱乐业的式微，其实遭遇同一个问题：适者生存，在这个奉行市场经济的城市，从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变化中求变通——不变的香港经验

　　善变通的香港人不怕变。以不变应万变，正是香港多年来赖以成功的经验。

　　2005年8月，一个机会突然摆在香港马会面前。

　　“特区政府问马会能不能协办北京奥运马术赛。我们又兴奋又紧张。”香港马会负责人邓惠钧回忆说，“马会董事会只用了5分钟就拍板，只花了一个礼拜时间就提交了一份详尽的计划。”

　　正是香港赛马的世界顶尖水平，以及在软硬件上的实力，使香港成功搭上北京奥运的班车。

　　比马会更早从内地抓到商机的，是旅游业和服务业。面对出手阔绰的内地豪客，以专业精神见长的香港服务业早已准备好一应俱全的硬件、软件设施——普通话、简体字、人民币兑换、刷卡机……一个都不能少。

　　2003年开张的二楼书店“人民公社”甫一开业就尝到了这种内地化的甜头。店员介绍说：“政治书的顾客是内地游客，简体字书则配合香港人学习简体字、了解内地情况的需要。”由于契合了市场的需要，在寸土寸金的铜锣湾商业旺地，这家小书店居然能一开两家分店，屹立不倒。

　　曾几何时，香港人有“OUT（出国）是IN（时髦），IN（北上）是OUT（老土）”的说法，但如今，潮流的风向标一百八十度大逆转。今天，人口依然在流动。“不过，这种流动和1997年以前的移民潮不同。”《亚洲周刊》策划总监陈庆源说，“当年的移民，很多是卖掉房子砍断了根，举家一走了之，但现在不同了，到内地赚钱，根仍然在香港，随时可以回来。” 

　　从前，香港艺人以能够在红馆开个人演唱会为荣，如今，无论歌星、演员还是导演，到内地“捞世界”已蔚然成风。

　　专业人士也早将眼光投向内地，CEPA（即《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为他们打开了这扇门。

　　6月，13家香港媒体联合公布了一份由十多万港人投票评选出来的结果——香港回归、抗击SARS、获准协办北京奥运马术赛、“7·1大游行”、成功举办世贸会议、抗击亚洲金融风暴、CEPA签订实施及泛珠合作、教育改革、杀鸡对抗禽流感、行政长官更替，十年十件大事，勾勒出香港回归以来走过的路——大起大落，危中有机。

　　有人慨叹说：回归以来情况之变化莫测，跌碎了一大筐眼镜。

　　变化渗透了港人生活、工作的每个细节。知名文化人梁文道首先发现，“以前到大百货公司买东西，售货员对说普通话的懒得搭理，现在恰恰相反，你说广东话半天都没人理了。” 

　　工作、生活多了内地因素，这是港人感觉到最明显的变化。“港人对大陆人，由自大转到自卑，由叫人家做‘阿灿’到自称‘港灿’。现时港人不论求学、求偶、工作、居住，都很难能与内地没有关系，而香港满街都是‘国语人’的现象，事实上几年前已经开始。”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刘乃强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做好这份工”——不变的香港精神

　　专业服务，香港的最拿手出品；专业精神，香港精神的精髓之一。香港人对专业人士、专业精神的顶礼膜拜源于一个朴素的道理：因为我专业，所以我自信，所以我拥有。

　　2007年2月，“专业精神”被一句口号通俗化了——“我会做好呢（这）份工。”特首曾荫权宣布竞逐连任，拿这句俗话做了竞选口号。

　　社会上议论纷纷，对手甚至借此攻击，“香港的头号人物怎能只有这点追求？”但很快，这句话变成了牙膏广告，变成了写字楼座右铭，变成了打工仔口头禅，变出了很多改良版、搞笑版，变成了最时髦的流行语。说到底，这句话喊出了最精髓的香港精神——专业精神。

　　喊出“我会做好呢份工”的曾荫权，其四十多年的从政经历，本身就是对专业精神的完美演绎。从普通公务员步步高升，到担任财政司长时力挫金融大鳄，到政务司长任上SARS肆虐时当好“清洁大队长”并使香港卫生环境彻底改观、推动政制平稳发展，再到完美连任特首，曾荫权的一生成为港人津津乐道的关于专业精神的范本。

　　每个香港人，无论是否专业人士，心中都有一个关于专业精神的标尺，底线就是“做好呢份工”。

　　2003年的SARS事件是对这种精神的最好考验，结果，香港赢了疫症、赢了逆境，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刚刚退休的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过去多年一直执著地在香港这个商业城市，在学生、市民中推广中华文化。在他位于嘉道理山的住所“城庐”，每月一次的“城市文化沙龙”坚持了9年，持续了85期，李欧梵、白先勇、潘公凯、龙应台等文化名人都曾是沙龙的主讲嘉宾。

　　张信刚最难忘的是2003年3月SARS肆虐期间的那次聚会。“几十位来宾戴着口罩来到我们寓所后，先在消毒垫上清理鞋底，继以消毒剂抹手，再共进自助餐，然后大家忘情地讨论文学中的瘟疫——口罩在不知不觉中却都已经除下了。”每每提及香港精神，这是张信刚最爱讲述的一个故事。

　　梁文道向记者回忆起SARS肆虐期间感动全香港的故事。“当时香港是重灾区，但香港人在那场灾难中变得空前的团结起来，没有什么口号或豪言壮语，医护人员只是照常上班，一个倒下了另一个又顶上，不会逃亡，最多就是打个电话回家，说一句‘这是我的工作’。那个场景让香港人很感动，原来我们是这样的人！原来我们有这么理性的、朴素的工作伦理！”

　　朱丽珊清楚地记得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当时她是中文大学三年级的医科生，与同学被安排到广华医院为病人进行身体检查时感染上SARS。经此一疫她才明白，原来医生必要时连自己的性命都要付出。“我有些同学，当初读医是因为成绩好，SARS令我们知道原来医生从披上白衣的那一刻开始，已放弃了许多东西。”

　　出院后，朱丽珊发现，香港和香港人改变了，变得更有爱，会关心社会，关心身边人。“相信这就是香港能战胜疫症的最重要武器。”

　　正是普通香港人身上这种固有的专业精神，挽救香港于危难之中。过去10年，这种精神从没变过。

　　“比九七以前更自由” ——不变的香港价值

　　5月的香港，适逢《中大学生报》情色版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事件起因是《中大学生报》在2月及3月的情色版上刊登了有关乱伦、人兽交等问卷内容，引起学生联名抗议，继而有市民向影视处投诉。5月15日，《中大学生报》2月及3月情色版被淫亵物品审裁处评为二级不雅刊物，转载相关内容的《明报》其后也被审裁处暂时列为二级不雅。根据法例，发布二级不雅物品，首次定罪最高可被罚款40万港元及监禁12个月。

　　事件引起全社会关注，也触发了关于言论出版自由、道德伦常以及法律的交锋，孰是孰非本就意见不一，在回归10周年的语境下，更是高度牵动公众的敏感神经。

　　同情及反对学生的阵营泾渭分明，双方都分别上街辩论，在报章发表文章，展开激烈交锋。在某些分析人士眼中，此事件是香港保持言论自由的一个标志。

　　《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说：“这么简单的事情，如果发生在英美国家，社会自有公断，不会出现有主流媒体去支持它的现象，但香港不但有，而且还上纲上线，这一方面反映了一种从回归前到现在一直盘桓在人心深处的恐惧感和焦虑感，另一方面也足见香港的言论自由度。”

　　身为媒体人，邱立本尤其关注新闻自由。“回归前，你无法想象能有主流媒体天天在报纸上谩骂港督的。但回归后，一些媒体却以消费政府为卖点，从这点上看，应该说是更自由了。”

　　《明报》虽也卷入风暴眼中，但总编辑张健波在接受内地传媒采访时坦承：香港是华人社会中言论最自由、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我在九七回归前10年加入《明报》，至今回归10年，见证了《明报》编辑部在回归前后的变化──《明报》编辑部现在享有的编辑自主权，堪称20年来最高。” 

　　在普罗大众眼里，“自由民主”更多地代表表达的权利。

　　6月的香港热闹非凡，各种庆祝回归10周年的活动铺天盖地。与此同时，元朗居民抗议轻铁不减价，千名年轻教师游行争加薪，逾千前线医生静坐促“同工同酬”……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也从没消停过。立法会门口的皇后像广场，隔三岔五地就可以见到集会高喊口号的人群。有人这头刚参加完庆典，转身又投入抗议的队伍，这在香港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香港《明报》6月15日的回归专题《示威的森林》，探讨的就是这种示威文化。报道指出，“除了仍是国际金融中心、廉洁城市，‘示威之都’的称号证明港人仍有游行集会的自由”，“港人游行示威的自由评分在这10年间也节节上升”。

　　司法独立已成社会基石——不变的香港法治

　　更自由，更民主，更开放。有人说，香港过去的10年更多是回归前的延续而不是断裂。法治也不例外。

　　有内地人到香港的酒楼食肆吃饭，对一个现象大惑不解——为什么到处都是“小心地滑”指示牌？这源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一桩著名的官司，有一位老妇因在公厕滑倒，一怒之下告到法院，指公厕内没有任何警示牌提醒使用者。老妇最后胜诉，港府被判赔数十万港元。法院判决后翌日，香港各大小公共空间，不论地面是否湿滑，不约而同都放置了警示牌，惟恐惹上官非。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2001年4月1日，又有餐厅老板因类似原因栽了。一名的士司机当天在筲箕湾一餐厅阁楼吃晚饭，离开时疑踏中地面的积水从楼梯上层滚落地下，后证实颈部以下瘫痪，终身残疾。2007年6月20日，高院法官裁定被告食肆老板疏忽，下令赔偿1250万港元。

　　另一桩公众较为关注的黑店欺客案件也于近日判决。以国产首饰冒充意大利货，欺骗大陆游客赚取25倍利润的“钻工业国际”珠宝店负责人云志能及其公司银禧国际，被控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罪名成立，于5月31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判刑。其中，云志能被判监6个月、缓刑3年、罚款4万港元，而银禧国际有限公司则判罚6万港元。

　　不少人觉得不可思议，可这就是香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稍有行差踏错便可引致倾家荡产甚至牢狱之灾。因此，有人说，香港是华人社会里最遵纪守法的一个地方。

　　回归10年来，这种法治环境基本没什么变化。律师黄英豪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基本法确保了香港原先实行的法律制度基本保持不变，连上庭的大律师和审案的法官所戴的假发都和回归前一模一样的。除了终审庭由原先的英国伦敦改在香港外，所有的法律诉讼程序和过去一样。”

　　“另外，市民对特区政府的行政决定如果有不服，也可以提出司法复核来挑战政府的决定，如果法院判决政府败诉，政府就必须收回决定。”

　　据统计，这种被视为制衡政府的有效途径的司法复核，在回归10年来大幅增加，以前两年约有150宗，而单2006年就有132宗。尽管一些司法复核案例被认为有滥用司法程序之嫌，最为瞩目的是2006年发生的有议员协助公屋居民狙击领汇，借法律程序拖死领汇上市，引起不少市民反感，但是，司法复核依然被司法机构及政府部门认可为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被视为法治社会良好管治的重要基础。有评论因此指出，“不但突显司法独立是港人的核心价值，也突显港人对法治精神的尊重、对司法独立的坚持”。

　　10年来，尽管也有过争议，包括三次全国人大释法，不过，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在接受本地传媒采访时表示：“法治与司法独立已成为香港社会基石，法庭也充分保障港人的自由、权利和职责。在稳固基础下，任何风浪都不会摧毁法治及司法独立。”

　　香港还有号称世界一流的高效行政管理手段。有学者指出，回归以来，特区政府加快了行政改革的步伐，从政府理念、制度和电子政府三方面着手，各种手段不断完善。10年来，该变的都变了，不该变的一直都保留着——资本主义生活方式，高效的行政管理手段，以及自由、民主、法治的价值观等等，在某些方面还得到了升华。这些，都是香港过去赖以成功的经验。惟其如此，香港还是那个香港，继续令身处其中的民众“爱在此，乐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