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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景鸿 景鸿移民顾问公司 董事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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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清平 |
从1985中英谈判定下香港回归祖国的时间表开始，近12年间,香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移民高峰,数以十万计的香港居民带着对香港未来以及自己未来的不确定移民海外,申请他们的国际身份,为自己也为后代“买一份双保险”。十年后，这些人又纷纷回港定居，他们在国外经历了怎样的生活？他们一去一回中经历了哪些历史变迁。《新闻调查》记者带您走近“香港倒移民”。
详细内容：
演播室：对于香港人来说，移民这个词是个常用词，香港从来都是一个移民流入地，来自世界各地，主要是中国大陆移民构成了香港人口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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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香港是一个移民社会，人口移入移出向来都是一件普遍而平常的事情。但是，回归前的十几年里，移出香港的人数突然增加，以至于形成了一次移民潮。在这次移民潮中，有相当数量的中老年人是早期最积极的人群。
这是香港李先生夫妇的家，他们夫妻俩的父母在回归前各自带领全家移民去了加拿大。
记者：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邵婉怡：1993年。
记者：你知道他们当时为什么考虑出去吗？
邵婉怡：最主要是担心不知道香港交还给中国之后情况会怎么样？
记者：当时主要是担心什么呢？
邵婉怡：因为他们是大陆来的，他们听过以前人讲过一些，再加上他们自己可能亲身的经历。
解说：历史上，大规模移民到香港的时期有三次，其中一次便是在抗战后到解放前后。许多大的资本家、小工商业主、地主由中国内地迁往香港定居。李先生的祖辈是福建一带的大地主，他的父辈就是在那时候来到香港的。
李少琨：可能他小的时候发生过一些事情。
记者：你揣摩你父亲对“九七”他老人家当时心里是怕，是吗？
李少琨：我觉得他当时都是很怕。担心香港会变成他们小时候那个时期。
解说：年幼时的经历，成了李先生父亲难以磨灭的伤疤，那样的历史环境下来香港的人有100万之多，他们现在都已经是儿孙满堂的老人了。
记者：香港其他的人家这么多人，他们也都是这样一种普遍的心理吗，害怕“九七”？
李少琨：有的有的，所以八几年到九几年每一年都有好多人去移民，去另外一个地方。
解说：1993年，李先生的父母和五个孩子一起，移民加拿大。和很多老人的心态一样，他们对回归后的香港不放心，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孩子的将来。
邵婉怡：如果真的“九七”之后有很大的变化，最起码我们有一条路可以留在那边。
李少琨：每个都想买个保险、买个保障，再去拿一本外国的护照回来，如果万一有什么事情，我也可以返回去。
解说：为了儿女移民其实在香港从七十年代开始就已经很普遍，只不过，那个时候多数家庭是为了下一代的教育问题，认为有国外的受教育背景，将来的前途会有保障。
香港的移民热到了在九十年代初期达到了高潮，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加，几乎每个香港人的周围都有人离开香港，于是，后期移民者的心态悄悄发生了变化，余先生夫妇是回归前夕申请移民的，他们的想法代表了许多年轻人移民的动机。
记者：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离开香港？
余文杰：可以讲是一种羊群心态。
记者：什么是羊群心理？
余文杰：因为环顾周边，我的朋友啦、同事啦、同学啦，只要他们有一点能力的，经济状况好的，好几个都有申请居英权啊，或者移民加拿大、美国、澳洲。我环顾身边有好多好多朋友跟他们吃饭、聚会、聊天的时候，各个都说我要申请了，你什么时候申请啊？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去考虑啊，在1996 1997年这两年，听到好多好多这样的声音，不断在我们周边升起，所以就是基于这个羊群心态，所以我们就去试一试了。
记者：受别人的影响了?
余文杰：对了，对了。
解说：余先生在移民前曾经是一家日本银行的中层雇员，余太太也有另一家外企的中层职位，他们家庭年薪50万以上，在香港算得上富足的中产阶层。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他们拥有两套房产。
余文杰：回想起我以前的那帮朋友，只要有一套楼房或者一定的资产，工作方面又存到了一定的钱，我身边的90%的人都走了，90%都走了。
记者：能有这么高的比例？
余文杰：有啊，有啊，有啊，除非不可以走的那些。
记者：没有走的一部分人是他确实没有经济能力去移民，是吗？
余文杰：可以这么讲。
解说：香港人的心态在九七前异常脆弱，有人形容，“打一个喷嚏都会有人离开”。任何一个小的政治新闻都可能引起市民的不安，1982年，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意外摔倒也被香港人看作不详之兆。而一家美国著名杂志推断“香港已死”，更是让香港人觉得前途渺茫。
回归前的十五年里，香港人充满着对前途不确定甚至恐慌的心理，这种心理也反映在一些当时香港流行的歌曲里。（歌词）灯光飞逝，失意的孩子，请看一眼这个光辉都市在奔驰，心里猜疑，恐怕这个璀璨都市光辉到此……
记者：那当时你听到最多的议论是什么？
余文杰：可能担心到时中国收回香港之后，会影响到香港人的工作、收入、家庭、一切全部。因为这么多年来，香港人一直是经济挂帅的，往钱方面看得比较重一点。
记者：那个时候大家议论最多的是什么？
李少琨：议论最多的，类似政府方面会不会有突然之间有一些突变的事情，可能出境都不方便出，好象就是没有什么自由，可能我讲句话都会犯法的，在言论的自由上都会差很远。
记者：有人这么说就有人这么相信吗？
李少琨：有的有的。
记者：真有人相信？
李少琨：有的有的。
记者：但是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先生讲过“一国两制”，所以香港实行原来的制度是五十年不变的，这些话都早就说在前面了，香港人开始不敢相信吗？
李少琨：相信不相信的，刚开始会有这样的担心。
解说：一时间，移民成了香港人的关键词，大街小巷，人人都在谈论移民，几十万人争先恐后想要离开香港，每个人都希望有两个甚至三个国籍，此时，移民顾问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
记者：当时香港有多少移民公司啊？
关景鸿：当时最高峰的时间差不多有300间。
记者：你讲的最高峰的时候是指哪一年？
关景鸿：1992年、1993年。
解说：关景鸿的这家移民顾问公司是1991年在香港创办的，开办不久就生意红火。
记者：那时候你们最忙？
关景鸿：忙，忙，当时真地非常忙。
记者：经你们公司办理出去的，到加拿大或其他国家，在那一段时间有多少人？
关景鸿：每一年差不多有五六千人。最高峰的时候我们从1991年到 1995年基本上可以维持这个数字。
解说：在各种不确定心理的驱使下，香港人大批移民，他们主要流向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美国等移民国家，在当时的环境下，甚至遥远的非洲和陌生的南美洲也成了迫切移民的香港人的第二故乡。客户急切地要求迫使移民顾问公司想尽所有的办法缩短签证的时间。
关景鸿：比方在英国的加拿大领事馆排队比较快，或者在新加坡比较快，所以我们比较灵活去送表，甚至我们送到南美洲的加拿大领事馆，因为他们那个申请时间比较短。
记者：办一户移民出去最快用了多长时间？
关景鸿：四个星期，当时是1991 ，1992年，这是我在17年来所做的一个记录。
解说：由于香港移民的素质总体较高，给许多需要增加移民人口的国家提供了机会，对于香港人来说，只要提出申请，移民国外并不难。
关景鸿：如果技术移民，一般中学生，中学毕业英语比较流利一点，有几年的工作经验，他们已经达到这个要求，由于“九七”，新加坡还特别给香港人创作一个移民的方案，当时是比较容易，基本上中学毕业就可以到新加坡去定居。
解说：当时的移民主体是香港的中产阶层，他们移民的资金大多来自于变卖房产所得，一时间，房价也成了最热门的话题。
记者：卖楼的人多了，所以会不会楼市就价格下跌，有这个现象吗？
关景鸿：这个现象很特别，在1997年前可能很多中国的成功的老板过来香港投资，所以把香港的楼市抬得很高。
记者：那您的意思是说没降反升了？
关景鸿：是，对。 打个比方，1996年同1997年的价钱比较，(1997年)差不多又涨了五成。
解说；有统计显示，在回归前的十几年中，超过六十万的香港人移民海外，这个数字占香港总人口的约十分之一。他们带走的不仅仅是卖房所得的大量资金，对于香港来说，中产阶层代表的是技术和管理人才，他们的离去，意味着大批专业人才的流失。香港大学的黄绍伦教授专门研究香港97移民问题。
记者：那从您的分析来看，当时香港走了很多专业人才，同时他们可能也会带走资金，那么当时对香港的经济有没有一定的影响？
黄绍伦：当时有很多担心，会害怕香港的经济会造成崩溃。实际上“九七”之前的12年前，香港的经济继续发展主要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当时香港的经济，经历了一个转型的时期，由一个工业的社会转型成一个金融服务的社会，所以流失了一部分人才反而对加快这个转型有利。
解说：当时，香港正处于转型期，工业企业大量流向了内地，企业人才流失反而促使香港更快速地往以金融服务为主导产业的社会转变。为了稳定香港经济，中央政府还留住了很多大的跨国企业，并让很多国内大企业在香港设立基地，使香港的经济支柱更加牢固。实际上，1997回归前的移民潮对香港经济影响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可移民的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家庭，他们做好了移民国外生活的准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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