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环
郑筱萸的死刑判决兑现了法律的意志。药品是一种事关民生的特殊商品，关系到千家万户，离不开药品监管部门的规制。想必，与医药生产、销售、监管行业摸爬滚打近乎一生的郑筱萸不会不明白。位高权重，身为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的总督头，毫无疑问地应当小心谨慎地执掌监管权杖，维护好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药品的使用安全和生产经营秩序。
但是，很遗憾，人们如期所愿的药品秩序并没有出现。
当药监高官郝和平和曹文庄相继落网，郑筱萸也被牵扯进来后，作为食品药品这一最应体现公正和安全的最高监管机构，监管的公正性和安全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
一位长期关注药品监管政策的专家说：仔细研究郑筱萸主政药监局的这几年，不难发现，监管者们一直在利用他们手中的公共平台为自己的利益寻租。缺乏监督又无透明性的行政审批权，运作往往容易变异。药监局惊天大案不单单是权力高度集中的结果，也是对集中的监管权缺乏有效制约的结果。
郑筱萸原本也是按规则做事的，要不然也不会攀爬到如此高的职位。但是，随着他官职的越升，权力的增大，受监督却愈小，便把法律抛诸脑后。药批官员依法拒绝制药申请是职权范畴内的事，申办者未获许可状告行政执法，也是申请人的正当权利。通过行政诉讼，可以帮助药监局检验依法行政的水平，监督药品审批权的恰当行使。但是，目无法纪的官员不能容忍被管理者挑战自己的权威。郑曾经对起诉国药局行政不作为的高某，一改温文尔雅，拍案而起勃然大怒地说道：“你是第一神经！”其意识深处轻视法律蔑视法律的嘴脸暴露无遗。于是乎，这位高氏便踏上了几年的维权路，最后落得家徒四壁不说，还差点遭受牢狱之灾。弄权令当权者昏头。这些贪渎的官员们，误认为这个世界的秩序主要是由金钱与权力主宰的，法律只不过是奴仆，有钱人可以上下其手收买法律，有权人可以支配法律。
在法庭上，郑筱萸不止一次地说，在他担任药监局局长的十几年里，曾经拒绝过不少拱手相送的金钱。的确，检方指控郑收到的钱款大多来自亲朋故旧。郑当然心明肚知只要与职权沾边的钱，是不该收也不能收的。但他认为，接受熟人请托收受朋友的钱财是安全的。这些经年老友成为药品企业俘获监管权力的最合适的桥梁。案发后尤其是一审判处死刑后，郑深感法律的冷酷无情，希望二审免其一死。但当二审法官宣读维持原死刑判决时，他的反映却异常的平静。或许，他已经明白了破坏规则意味着什么。
药批大权高于一切的结果，导致权力寻租必不可免。用公权谋取私利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不在于当事者品行的良莠、水准的高低，而在于规定着公职官员行为方式的那一系列体制。在唾手可得的利益面前，道德显得苍白无力。药监局决定的事情、管理的事情太多，权力物化的机会自然也会更多。当“清者不能清，浊者更污浊”时，法律补位势不可缺。身处囹圄中的郑筱萸多次对办案人员说，他对曹文庄的信任和使用，超出了曹的工作成绩和品行表现，是情感占据了上风，结果为曹提供了渎职滥权的机会。承载惩恶锄奸、伸张正义重任的法律，在他们眼里，只不过是装点门面、中看不中用的摆设。
虽然社会不同管道不断灌输法律常识，但是终究不能入脑入心，往往是在做事时，没有规则意识，但犯事后才想起法律。做事时想到法律，法律是温情的；犯事时遭遇法律，法律是冰冷的。其实，法律并没有变，变化的只是心态。案发后，郑虽然口口声声地言说给他一个公正的处理，但却十分强烈地希望法律对其网开一面法外施恩。犯事后恐惧法律管用吗？
曾经有一位行将被押赴刑场的高官，十分惧怕死亡，临终还向指挥行刑的法官与监督行刑的检察官乞求饶其不死，称其还能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做些贡献。当获知不可能得到他所需要的答案时，便沮丧地自言自语道：就这样把一个人给解决了。其智商法商低到令人咋舌的地步，临刑时浑然不觉有良心发现的迹象，赶赴黄泉的门楣也全然没有灵魂求赎的悔念。
道德无效时，法律补位。对郝和平、曹文庄和郑筱萸这些贪渎的官员们，所需要的不是对其进行道德的教化，而是给他们多准备一些监狱，判令他们在牢笼中老去，或者在判处死刑的同时再罚没他个倾家荡产。这是恣意践踏法律规则所应担负的犯罪成本。
(作者任职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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