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房地产官商勾结 记者称已揭内幕仅占6成

　　到当地核实采访不敢透露采访意图

　　规划部门：档案拿不出来

　　怎样核实，问谁，怎么问？我考虑了很久：在地方上，人们对于消息的敏感度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如果因为我的采访不谨慎，暴露了报料人，对他，可能会是灭顶之灾；对我，也会使采访进行不下去。

　　两天的时间里，我跑了当地的规划部门、消防部门、当地的法院（开发商在法院有其它纠纷诉讼）、该房产所在地的区政府以及当地的房屋质量监督管理办公室。

　　在这些采访中，有些部门非常配合：房屋质量监督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明确告诉我，我所询问的房屋项目没有经过竣工验收，但已拿到了房产证。

　　有些部门直到现在也没有给我答复：比如我到规划部门去了解情况，我直接找到该部门的负责人，告诉他想查一下“某某项目是否经过规划许可、审批？”

　　负责人表示“会全力配合我的采访”，不过要“查一下档案”。之后又告诉我“档案拿不出来”，说找到后给我答复。不过直到今天，我仍旧没有得到规划部门的反馈。包括消防部门，也是这样。

　　区长：不能接受采访

　　报料人所说的开发项目就在该市的某区，我决定直接跟该区的区长那里了解情况。在区政府的楼下，门卫就把我拦了下来，让我先跟当事人联系。于是，我在收发室给区长打的电话。

　　第一通电话打通后，当我表明自己是在调查“某某某房地产项目的问题，想了解一下区里包括区长是怎样看待这个事情的，为什么会这么做？”区长表示，“没有时间啊。”让我先和宣传部门联系。

　　跟区宣传部沟通之后，我又给区长打电话。刚开始，他并不直接拒绝我，直到打了几次电话后，他很干脆地告诉我，“不能接受采访”。“这个问题如果区里不答复的话，我就到市里采访，让他们给我一个答复。”或许是这句话起了作用，区长虽然拒绝了我的采访，但他派了另一名工作人员接受我的采访。这也算是当地政府的一个态度。

　　实际上，我只问了“为什么政府部门要帮助开发商来抢房子”的问题，这个问题和我调查的问题并无直接关系，只是间接地印证了开发商有违规行为。

　　成稿前接到“不客气”电话

　　只要不发稿，会感谢我

　　采取迂回的方式做这个调查，倒不是我怕事。在我调查回来之后，成稿之前，我接到熟人的电话，当然多是来求情的，也有询问采访情况的。

　　对于这样的电话，我也不直接拒绝或者应承下来，“这个情况按照我们对新闻的理解，写作的要求，我们去处理稿子和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因为人情或者关系方面去做这个新闻，或者不做新闻，我不能这么做”。这样的事，在以前的采访中，我也碰到过。他们的话说得更露骨呢！直接就恐吓我“不想活了，是不是活够了。”

　　求情的电话至少也有5个，都是表示，“稿子如果不发，忘不了你的好处”或者“以后表示感谢，能不能关照一下”等。 实际上，这些话对我来说，不能说没有压力，并不是我害怕，因为我还要生活在这样的群体里，还要生活在这个城市里，不过，为了正义，为了履行一个新华社记者应尽的责任，我不怕我的朋友不理解我。

　　稿子只写了事实的6分

　　稿子出来后，影响很大，正面的、负面的评论都出来了。新浪网上的评论我也看到了。有人说我写的东西是编出来的，我只能付诸一笑。采访时我就怕人家说我是编的，为了保证报道的真实性，我只写出了采访中获得的讯息中的6成。事情比我报道出来的还要严重，还有揭露开发商偷税漏税的情况，我没有写进去。我有采访笔记和录音，第一手的材料我也掌握着。

　　这篇报道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的确，报料人披露贿赂当地的主要官员和银行领导这部分内容，我没有办法和当事人进行核实。这些我只能一笔带过，报道也没有表现出具体的细节，比如贿赂了谁，拿什么贿赂。不是因为风险，我也不怕什么风险，这就是我为什么以自述的形式来做这篇报道。如果以调查的方式来表现，它的影响可能更大，风险也就更大。当然，靠我自己的力量，也很难调查出来，我只能期待着有关部门能认真查处此事。

　　记者手记

　　这次做“采访痕迹”，在操作手法上与以往并无二致。在发现有价值的选题的时候，第一时间联系记者，然后跟他们聊一聊采访过程中遇到的阻力、挫折或者是有意思的故事。

　　在为读者展现出一个个故事的同时，记者也能从同行那里获得更丰富的采访经验，这次亦是获益良多。在看到新华视点刊发的《黑龙江一房地产商自爆官商勾结内幕》一文后，记者马上和该文作者程子龙联系，他是新华社黑龙江分社的记者。

　　程子龙表示不能接受记者采访，因为单位有规定不能随便接受记者采访。在记者多次努力后，程子龙终于同意，从同行角度来说，他可以和我聊一聊。

　　于是，从聊一聊中，记者又多了一层认识，如何降低报道风险：碰到报料，记者不该只听信一家之言，必须与当事方进行核实，在成文时，更是需要注意，只写自己有十足把握的内容。

　　日前，新华网曝出黑龙江某地市房地产商与官员勾结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