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解除戒严20年 谢长廷打电话曾被监听人员骂

　　来源：南方周末

　　台湾解严20年

　　记者　郭力 发自北京　余力　发自广州，特约撰稿　Audrey 发自台北

　　“解除戒严20周年，到底是在庆祝什么？难道只是庆祝一个党取代了另一个党吗？”施明德这样问道。

　　“而这种源自社会民心的民主宪政的力量，才是最大的收获。对国民党如是，对台湾如是。”

　　“戒严”这个词汇，大陆民众未必熟悉，对台湾民众来说，这却是他们整整38年的生活。

　　从1949年开始，根据国民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了抵抗“共产主义”，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宣布在台湾地区“实行戒严”。

　　根据《中国时报》的描述，“那是一段头发不能留长、报纸不能乱报道、话不能乱说、字不能乱写，甚至唱歌都要注意思想的日子。那是一个充满‘禁忌’的时代，报禁、党禁，样样都禁。”

　　而那段日子留给台湾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的记忆，只有八个字：“恐惧、不安、怀疑、猜忌。”

　　20年前的7月15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除实行了38年的戒严体制，进而宣布解除“报禁”——允许人民自由办报，解除“党禁”——允许人民自由组党。

　　这份政令，盖上了蒋经国的大印，用时任蒋经国秘书的马英九的话说：“历史的一刻，终于来到了！”

　　“台湾的大害——党禁、报禁、戒严令”

　　著名学者马克思·韦伯的书，刚到机场即被扣住，因为“他名字也叫马克思”；法国作家左拉的书被禁，则是因为他名字带一个“左”字；《资本论》倒是有机会逃脱劫难，警察们会以为这是教人发财的书本。

　　在言论禁锢的年代，五四运动以来知名作家，包括鲁迅、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在内，其著作皆在台湾查禁之列。

　　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主委杨渡记得，“青年学子拿到禁书的一刹那，却感到莫名兴奋，有一种干‘地下革命’的快感。”

　　台湾记者盛竹如，在其《荧光幕前──盛竹如电视生涯回忆录》书中，有这样一段描绘：“双十节这天（10月10日，“中华民国国庆日”），不能发生不吉利的新闻，任何火警、凶杀、抢劫、车祸等案件一律不播出，就连地震都不能发生。”

　　台湾《自立晚报》记者田士林，因为写下“透过一位华侨的大腿，正巧看到蒋总统在校阅三军部队”一句话，《自立晚报》被停刊三天，而田士林则被送到了关押着政治犯、重刑犯的绿岛“管训八年”。

　　“整个台湾陷入沉默。”施明德回忆说，“（当时的）台湾社会是没有声音的，知识分子不敢讲话，一般人民只有服从，或者是去当国民党的‘料被丫’（闽南语，指打小报告的人）。”

　　台湾《自由时报》将“戒严”与“动员戡乱”比作“两尊门神”，“在大半个冷战时代里，一左一右地，紧紧看管着任何颠覆国民党统治的可能”。

　　国民党籍立法委员苏起，特别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戒严措施对普通民众影响有限”。不过谢长廷这样的“党外分子”，1981年中有一次打电话，听筒里突然传来骂声：“电话不要讲那么久”，原来监听人员听得不耐烦了，令他收声。

　　在此两年前，谢长廷、陈水扁等作为“美丽岛大审”的辩护律师，开始为台湾民众熟知。而那次大审的“主犯”施明德，在法庭上大声说：“台湾的大害，就是党禁、报禁、戒严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