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解除戒严20年 谢长廷打电话曾被监听人员骂

　　“解严，这是国民党的历史共业”

　　尽管国民党的宣传管理机构“文化工作委员会”一直试图阻止，但是1979年的《中国时报》，依然对“美丽岛大审”作了详尽报道。

　　“国民党解严和民主改革，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苏起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而这个“渐变的过程”，伴随着“党外反对运动”的风起云涌和台湾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上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繁荣，民权运动风潮汹涌，终于在1986年促成第一次大规模、有动员的“反戒严”群众运动。当时，台商与大陆间半公开的经贸已经悄然开展。

　　1985年，施明德曾传话给蒋经国。“我要求他解放党禁，释放除了我以外的美丽岛受难者。”施明德对本报记者说。

　　据苏起回忆，也正是1985年，蒋经国指示成立了6个党的“革新小组”， “革新”的议题，就包括了解严、开放报禁等。这一年的12月25日，蒋经国终于亲口说，蒋家人“不能、也不会”再有人选下任总统。

　　“某种意义上，经济发展初期，蒋经国实行的威权政治，赢得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安定。”前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于宗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这是为政治发展提供条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开放，因为富有的人们自然要求自由。”在于宗先的记忆中，那是黄金十年，没有那个年代的准备，便没有现今的民主和自由。

　　1986年9月28日，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民主进步党”成立。彼时“党禁”尚未解除，但是《中国时报》用大字标题报道了这则消息。

　　9天后，蒋经国接见美国客人时，宣布“即将解除戒严”。当时的英文翻译正是马英九。回忆二十年前的那一刻，马英九说，感觉是“身上好像有电流通过！”

　　施明德记得，在那几天之后，蒋经国就派了人去监狱里找他。“他告诉我蒋经国答应撤除戒严令，但是需要一点时间。”施明德说。

　　这之后，到最终签署政令宣布解严，又是近10个月时间。无论对这个成立了75年的老大政党来说，还是对这个和父亲一起威权统治台湾38年的老人来说，无论出于自愿，还是被迫，这都不会是一个朝夕而得的决定。

　　“解严，这是国民党的历史共业。”施明德说。

　　一夕松绑，百花齐放

　　解严之后，反应最快的或许是在台湾的大陆籍老兵和在大陆的台湾籍老兵。等了近40年，他们获准返乡探亲或定居后，一天也不愿再多等。

　　而历史学者秦风也发现，“以前常年认为的‘捣蛋分子’，突然和执政党平起平坐了”，一开始“还真不习惯”，“新的价值体系，需要学习”。

　　不过，解严之于台湾，最显著的变化，还是媒体，和管媒体的机构。

　　1988年元月“报禁”解除后，紧随而至的，是不断冒出的有线电视台、报纸、杂志，用台湾媒体的话说，是“春雷一声响”，“所有报老板与记者都铆足劲，好像等待开跑前的预备哨”。

　　“过去的禁忌没有了，各种形式的深入报道与调查报道出现，媒体加速了台湾政治民主化。”第一位到大陆采访的台湾记者徐璐这样对《自由时报》说。

　　而据于宗先观察，“有了表达的自由，社会运动反而少了”。

　　那一年，现任职于《中国时报》的夏珍刚进入报社不到一年。“我们已经没有了前辈记者的感受，什么地方是禁区，什么地方要曲笔，我们已经没有这个概念。”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87年，《中国时报》固定12版，现在已经发展到至少36个版。同样经历了真正市场化的发展的，还有《联合报》、《自由时报》。它们迅速取代了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成为台湾“三大报”。

　　同样经历着深刻变化的还有国民党的宣传机构“文化工作委员会”。这个曾经管理所有媒体的机构，迅速失去了曾经享有的“尊荣”。

　　“文工会偶尔还会来电话，让我们不要报道什么事。”夏珍说，“报社老板有时候会给面子，但是下面的编辑记者，谁也不会理会这样的招呼了。”

　　现任国民党政策委员会副执行长的张荣恭，彼时也在“文工会”担任“非正式职务”。他回忆说：“以前都是文工会的中层直接打电话给各个媒体的高层，解严之后就反过来了，文工会的高层打电话给媒体中层，人家也爱理不理了。”

　　“国民党的身份变了，凌驾在上的心态和作风也必须改变了。”张荣恭说。“文工会”后来改制成为“文化传播委员会”，主要职责也变为“与媒体沟通，为媒体服务”。张荣恭一度任其主委，“我们唯恐怠慢了媒体。”他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