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
郭世佑：中国政法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历史研究所所长，国家重点学科法律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原任浙江大学中国近代历史与当代发展研究所所长，日本中央大学等校客座教授。
《治史三书》
任何充满睿智的上乘论著常常轻而易举地冲破专业樊篱而成为公共智库。钱穆高足严耕望的《治史三书》，不仅已列入许多训练有素的史学研究者提升自己与指导研究生的必读书目，亦为其他学科领域阅读敏捷的学者所关注，具有超出史学的指导价值。
《治史三书》起源于1974年冬，作者应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之邀，作与史学方法有关的学术讲演，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合《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三书而成的《治史三书》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务实，不尚空谈。作者所论都是基于个人坚实的研究心得而现身说法，具体而实在，每一条经验都有两个以上的论证式举例说明，极具可操作性；二是细致、全面，从选题到资料收集，从史书体例到撰写、修改、引注，从治学到个人生活与修养、师友情谊，从个人丰富的治学经验到少量教训，所在皆有；三是论说透彻，直逼治学诀窍，在主观性极强的经验论说领域，也常摆出地毯式寻证与试图“彻底解决”的架势，毫不留情，不乏真知灼见。例如，对于“专精”与“博通”之关系这一老生常谈的难题，严氏开门见山，发常人所未发：“为要专精，就必须有相当博通。各种学问都当如此，尤其治史；因为历史牵涉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非有相当博通，就不可能专而能精，甚至于出笑话，所以治史最为吃力，很难有一个真正的青年史学家！”一个以治学专精著称于世的史家能把博与专的关系说得如此透彻，把博的重要性说得如此明了，学界关于博与专的讨论大概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了。
《伍廷芳(1842-1922)：中国现代史上的改革和现代化》
伍廷芳乃近代负笈西方专攻法科并获得英国律师执照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获得香港太平绅士与香港定例局(LegislativeCouncil)议员第一位中国人，40岁那年应北洋大臣李鸿章之聘，协助北洋实务。《马关条约》之后，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驻美使臣，为维护中华利权不遗余力。在第二次使美之前，参与国家法律改革事宜，即萌对清朝的失望。辛亥军起，毅然应邀参与民国缔造，为维护民国法统而奋斗，直至撒手尘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LindaPomerantz的博士论文《转变中之中国：伍廷芳的角色(1842-1922)》使作者成为系统研究伍廷芳的第一位作者。22年后，作者重点吸收台湾学者张存武、香港学者张云樵的研究成果，将博士论文修改出版。全书分8章，论述伍廷芳丰富而复杂的一生。作者指出：“在19世纪中国历史的背景下，伍廷芳似乎是在中国西化问题的度量衡上很遥远的一极。但重要的是，伍总是选择性的而非全部西化的拥护者，随其年龄的增长，他变得越来越具有选择性。”其学术视野之开阔，外文资料收集之勤勉，均为国内同类著述所不及。
《“封建”考论》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我国教育界与学术界，随着斯大林所谓“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传入和普及，成千上万的读书人恐怕从中小学开始，就已异口同声地把鸦片战争之前的两千余年古代中国叫做“封建社会”，又把此后的近代中国叫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至于何谓“封建社会”，何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是标准的“集体无意识”，无须敲问。虽然民国时期的学界就对此说不乏反对之声，近二十年来，又常见一些喜于独立思考者将旧话重提，却也无法撼动这个“集体无意识”，能不被当作异端邪说就算不错了。
冯天瑜教授集二十余年之功，从中、英、日文三个维度，完成一个颇费心力的知识考古工程，主张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来概述自秦至清的历史，取代“封建社会”之名。
《秋瑾———竞雄女侠传》
数年前，日本建筑学专家永田圭介以近乎古稀之年，转而研究中国反清女烈秋瑾，收集和甄别日、中文资料，写成专著，写出许多超出我国同类学者水准的篇章。书中首次披露自费留日的秋瑾和官派留日的鲁迅、许寿裳等人之间在如何对待日本政府压制中国留学生革命活动等问题上的冲突，就耐人寻味。今年乃秋瑾遇难100周年，该书的中文版得以问世，值得关注。
郭世佑
郭世佑：中国政法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历史研究所所长，国家重点学科法律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原任浙江大学中国近代历史与当代发展研究所所长，日本中央大学等校客座教授。
《治史三书》
任何充满睿智的上乘论著常常轻而易举地冲破专业樊篱而成为公共智库。钱穆高足严耕望的《治史三书》，不仅已列入许多训练有素的史学研究者提升自己与指导研究生的必读书目，亦为其他学科领域阅读敏捷的学者所关注，具有超出史学的指导价值。
《治史三书》起源于1974年冬，作者应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之邀，作与史学方法有关的学术讲演，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合《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三书而成的《治史三书》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务实，不尚空谈。作者所论都是基于个人坚实的研究心得而现身说法，具体而实在，每一条经验都有两个以上的论证式举例说明，极具可操作性；二是细致、全面，从选题到资料收集，从史书体例到撰写、修改、引注，从治学到个人生活与修养、师友情谊，从个人丰富的治学经验到少量教训，所在皆有；三是论说透彻，直逼治学诀窍，在主观性极强的经验论说领域，也常摆出地毯式寻证与试图“彻底解决”的架势，毫不留情，不乏真知灼见。例如，对于“专精”与“博通”之关系这一老生常谈的难题，严氏开门见山，发常人所未发：“为要专精，就必须有相当博通。各种学问都当如此，尤其治史；因为历史牵涉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非有相当博通，就不可能专而能精，甚至于出笑话，所以治史最为吃力，很难有一个真正的青年史学家！”一个以治学专精著称于世的史家能把博与专的关系说得如此透彻，把博的重要性说得如此明了，学界关于博与专的讨论大概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了。
《伍廷芳(1842-1922)：中国现代史上的改革和现代化》
伍廷芳乃近代负笈西方专攻法科并获得英国律师执照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获得香港太平绅士与香港定例局(LegislativeCouncil)议员第一位中国人，40岁那年应北洋大臣李鸿章之聘，协助北洋实务。《马关条约》之后，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驻美使臣，为维护中华利权不遗余力。在第二次使美之前，参与国家法律改革事宜，即萌对清朝的失望。辛亥军起，毅然应邀参与民国缔造，为维护民国法统而奋斗，直至撒手尘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LindaPomerantz的博士论文《转变中之中国：伍廷芳的角色(1842-1922)》使作者成为系统研究伍廷芳的第一位作者。22年后，作者重点吸收台湾学者张存武、香港学者张云樵的研究成果，将博士论文修改出版。全书分8章，论述伍廷芳丰富而复杂的一生。作者指出：“在19世纪中国历史的背景下，伍廷芳似乎是在中国西化问题的度量衡上很遥远的一极。但重要的是，伍总是选择性的而非全部西化的拥护者，随其年龄的增长，他变得越来越具有选择性。”其学术视野之开阔，外文资料收集之勤勉，均为国内同类著述所不及。
《“封建”考论》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我国教育界与学术界，随着斯大林所谓“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传入和普及，成千上万的读书人恐怕从中小学开始，就已异口同声地把鸦片战争之前的两千余年古代中国叫做“封建社会”，又把此后的近代中国叫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至于何谓“封建社会”，何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是标准的“集体无意识”，无须敲问。虽然民国时期的学界就对此说不乏反对之声，近二十年来，又常见一些喜于独立思考者将旧话重提，却也无法撼动这个“集体无意识”，能不被当作异端邪说就算不错了。
冯天瑜教授集二十余年之功，从中、英、日文三个维度，完成一个颇费心力的知识考古工程，主张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来概述自秦至清的历史，取代“封建社会”之名。
《秋瑾———竞雄女侠传》
数年前，日本建筑学专家永田圭介以近乎古稀之年，转而研究中国反清女烈秋瑾，收集和甄别日、中文资料，写成专著，写出许多超出我国同类学者水准的篇章。书中首次披露自费留日的秋瑾和官派留日的鲁迅、许寿裳等人之间在如何对待日本政府压制中国留学生革命活动等问题上的冲突，就耐人寻味。今年乃秋瑾遇难100周年，该书的中文版得以问世，值得关注。
郭世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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