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公民”一词，古罗马即有之。“新公民”之谓，乃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业已涌现出的一大批具备公民意识，勇于维护自己和他人权益及价值的新时代公民。

　　“新公民”产生的土壤，无论其经济或文化源头，均来自即将步入第30个年头的改革开放。本报将不定期推出“新公民系列报道”，拟为社会各阶层读者呈现“新公民”生态，亦试图勾勒改革30年成果的一个侧影。

　　对于贵州省天柱县竹林村的民政干部刘声仁来说，7月13日是糟糕的一天，他这一整天都是在没完没了的争执与吵闹中度过。

　　晚饭时，刘声仁喝了点酒，借着这酒劲，他来到村务公开栏，把那张给他带来麻烦的“香港乐施会捐赠物资发放公示”的红榜给撕了下来。

　　这份公示名单列出了部分受灾村民将获得的大米和食用油的数量。与刘声仁争吵的受灾村民们，他们的名字却没有出现在这份名单上。

　　6月9日，整个天柱县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洪灾。竹林村的村民们体验到的是前所未有的救援方式：他们可以参与受灾需求的评估、救灾物资的询价和购买，还可以监督这些物资的发放。

　　刘声仁的烦恼是这一救灾模式中的小插曲，他必须给村民们一个最为公平和合理的救援物资分配方案。

　　入户调查

　　贵州财经学院贵州乡村善治研究中心（下称“乡善中心”）是此次天柱县紧急救援行动的具体实施者。该中心是一家以“实现乡村组织化，重建乡村生活价值”为目标的民间组织。

　　6月10日，贵州当地媒体刊登了多个县市遭受洪灾的新闻。乡善中心主任毛刚强看到这一消息后，给香港乐施会贵阳办公室灾害管理项目干事赵永柱打去了电话。

　　赵所在的香港乐施会是一个著名的非政府组织（NGO），时常会与其他小型NGO合作，开展慈善工作。

　　赵永柱知道，“黔东南州8个县总损失是8000多万，但其中天柱县灾情最重，同时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少数民族聚集地区。这完全符合香港乐施会救援的方向和原则”，他们决定前往天柱县进行实地考察。

　　此时，天柱县民政局副局长陆健康正在该县的地湖乡受灾现场。看到“房屋冲毁、稻田被毁、乡级公路全部瘫痪”的现场，陆健康“痛心不已”，他要求乡党委政府尽快核实灾情，统计受灾群众数据，以便民政部门下发救灾物资。

　　三天后，“县民政局送来了慰问金2800元，大米1463斤，棉被16床，衣物3袋”。但对于2263名灾民来说，这远远不够。

　　陆副局长还在发愁时，毛刚强和他的3名同事已驱车500多公里，带着贵州财经学院的证明和介绍信赶到天柱县。正在发愁的陆健康还没有听说过NGO，他很好奇这些民间机构将如何开展救援工作。

　　在之后的几天时间里，陆健康全程陪同乡善中心救援人员又进行了一次灾害考察，他接触到更多的受灾农户。

　　两天的入户访谈过程中，他们了解到农民对大米和食用油有着紧急需求，遂决定对该县受灾最严重的竹林乡、地湖乡提供大米和食用油的紧急援助。

　　“乐施会救援程序不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是一层层报上来，然后根据他们报的材料来做方案，这不是乐施会采取的工作方式，”赵永柱说，“我们是自下而上的参与式的需求评估和参与式的紧急救援，回应的是灾后最弱势的人群。”

　　自下而上主要就是深入灾区，“但每家每户你都跑到那个显然是做不到的”，他们采用的是一个“能力与脆弱性分析”的工具。

　　赵永柱举例说，同样的受灾，同样的损失，并不代表脆弱性一样。比如两个灾民，如果其中一人的两个哥哥一个在北京上班，一个在贵阳做生意，那另一个可能就比他不知道弱势多少倍了。

　　通过大量走访农户，并结合乡、村两级政府的统计数据和对农户家庭情况的了解，他们确定了两个乡重灾人群216人，待救援人群319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