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军事文学确实是一种自有特色、发展充分的文学类别，也确实拥有一批知名作家和一批知名作品，因此，军事文学是有理由自豪的。但是，新近发生的文学事件却引发我对军事文学的一些思索。例如，最近有人在网上宣称文学已经死了，德国学者顾彬把中国当代文学和垃圾扯在一起，虽然我认为这种说法未免失之于简单和隔膜，并不符合中国文学的实际，但是，中国文学确实应当欢迎这种当头棒喝。
与中国经济加入全球化经济的速度和程度相比，中国文学还远未融入世界文学，而军事文学在中国文坛曾经独领风骚的景观也早已风光不再。如同中国文学还在期待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完成突围和转型一样，军事文学如果想保持荣耀、再创辉煌，就不能固步自封，需要发生一次犹如凤凰涅槃般的新生。说到这一点，有一件旧事似乎值得提起。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一次会上，主事者意欲给到会的文学爱好者一个惊喜，便问大家知道某军区作家某甲否，大家面面相觑；再问知道某军种作家某乙否，大家仍是一脸茫然。这不仅使笔会的组织者颇感困惑，更使到会的几位知名作家极其尴尬。没有读者的文学，或者说没有受到本来指向性极强的读者群首肯的军事文学，亟须警醒、反思和变化。
我心目中理想的军事文学，从思想的角度讲，应当具有更深刻的、带有历史反思性质的忧患意识，古来的战争文学，无论是《诗经》、《左传》、《史记》中的名篇，还是后来的边塞诗以及军事传奇小说，概莫能外。举凡家国之痛与征夫之苦、沙场风云与儿女之情、战地搏杀与人心嬗变、战争责任和公民义务等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国家不幸诗家幸”也是论艺的常谈。十分重要的是，这些思想不能是概念地呈现，而应当是自然而然地表达。
军事文学应当具有更高超的智慧和文化，由于战争具有灵活多变、奇正相生的品质，所以指挥战争被称作运筹谋略。与战争的惨烈成为残酷对照的是人文精神的光芒，人的精神世界的状况往往不是战争的发动者所期望的那样，因此，复杂、丰富的人性表现就经常成为军事文学的重要内容。战争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曾经引发、催生过许多深沉的哲学思考。两国交兵，对抗的决不仅仅是双方的政治、经济实力，诸如民族精神、文明程度、宗教信仰等等，都是战斗力。人类战争史反复证明，在同等条件下，文化力对于战争胜负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些内容都能使军事文学更精彩和更厚重。
军事文学应当具有更强的艺术性和可读性。诉诸人的情感，拨动人的心弦，抚慰人的精神，使人产生共鸣，这是文学的基本功能，军事文学因其题材的特殊性，应当而且能够取得更强烈的效果。金庸小说创作最重要经验就是：入于情理之中，出乎意料之外。长于叙事的军事文学，大可将此“葵花宝典”运用到极致境界。除了战争八股、军事八股等毛病之外，我们的创作在艺术上常常不够精致，总令人感叹其技术含量不够高，在情节的独特性、语言的创新性、技巧的娴熟度方面，都还大有发展余地。除此之外，军事文学的品类还应当更多些，纯文学、通俗文学、雅俗共赏的文学，要应有尽有，以赢得广大读者的多样性需求。
军事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还期待着理论批评的引导。军事文学曾经有过一支并不强大的理论队伍，但早已散去，目前非常缺乏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美学家和批评家。我以为，从事创作者可以从生活中产生，而从事理论批评者只能从学者中来惟有那些新起的、充满活力的、敢于作剖心之论的理论批评新人，才有可能和新老作家一起共同推动军事文学的前进。
新时期以来，军事文学曾经在中国文坛领先过，但是，后来却经常掉队，有时不明方向，有时停滞不前。现在，是到了重新集结队伍，结束各自为战的时候了。我们期望军事文学更大的繁荣能够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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