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拒绝作证和不出庭作证的现象较为普遍。据统计，全国各地法院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高的不超过10％，低的不足1％。世界各国的法律原则上都规定了证人提供证言要在法庭上以口头形式向法庭陈述，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法庭可以在开庭前对证人采证，或者证人以书面形式向法庭提供证言。
而反观我国司法实践的现状，显然不出庭成为了常规，出庭反倒成为了例外。证人拒证有其复杂的原因，粗糙、矛盾、模糊的法律规定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广泛使用的书面证言的证明能力更是备受质疑。笔者认为，利用即时通讯软件等方式让证人提供证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书面证言证明能力的不足，对于推进我国的证据制度建设有一定意义。
众所周知，证据的效力取决于证据的证明能力。对于书面证据和口头证据的证明能力的评价，首先应比较这两类证据各自对案件事实真实反映的可能性。一般情况下，证人当庭作证，更容易查明事实真相。第一，证人首先被告知作证的法律责任，并就如实作证作出保证，这有利于其如实陈述。第二，证人的当庭陈述接受诉讼各方的质证包括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有利于调查出真情。第三，直接对原始人证进行审查，有利于法官辨别真伪，建立内心确信。
当然，这一情况并不意味着口头证言的真实可靠性当然大于书面证言。由于特定条件的限制，书面证言真实可靠性也可能大于口头的证言。证人在案发不久作庭外陈述时，可能对利害关系还顾及不多。证人甚至可能不知道被告人为何人。而与被告人面对面作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明时，证人可能会因为担心受到报复以及与己无关等不能直言事实。这在我国这样具有“和为贵”、“与人为善”等历史传统和社会风尚，同时法制观念比较淡薄的社会中尤其显得突出。
另外，对于与被告人有某种利害关系包括情感关系的证人，在庭外侦查人员询问时，由于只面对侦查人员，情感因素相应地受到压制，可能迫于法律压力和心理压力而不得不作真实证言。但在法庭审判直面被告人的情况下，证人意识中的利害关系和情感因素可能起到主要作用，从而造成所作证言的不真实。
因此，并不能说口头证言的真实可靠性当然大于书面证言，书面证言也可能比较接近事实真相。当庭证言的可靠性保障一般有三要素组成：宣誓、反询问和观察表情。但不能不承认，在诉讼实践中，这三个要素其实并不能充分保障其真实可靠性。这是因为：对于宣誓来说，在当前道德水平较低下、社会信用度较差的情况下，宣誓部分失去了保证意义。而观察表情之类的技巧没有被法官所重视（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可以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法院对这一问题的忽略，因为审委会成员并没有参加庭审）。对反询问来说，不管是辩护人还是公诉人，都没有能够做好准备。
当前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书面证言的大量存在带来了这样的一些问题：第一，法庭质证难以进行，书面证言的可靠性容易受到质疑。第二，证据效力受到影响，法庭调查流于形式。第三，书面证言的大量使用且不受限制，更加助长了证人不出庭之风。因此，尽管书面证言的证明效力并不见得要低于口头证言，但其缺陷仍然是致命的。
有鉴于此，寻找一个合适的途径来弥补书面证言证明能力不足具有现实的必要性。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和“宣读书面证言”这两种形式。笔者认为，应允许证人通过网络视频，如ＱＱ视频聊天工具、可视电话、远程电视等网络视频即时通讯工具进行作证。允许采用网络视频作证并不是以其取代证人出庭作证的形式，而是要在坚持证人出庭作证的原则下，当具有证人不便出庭的情形时允许证人通过网络视频作证。尽管这一手段只是权宜之计，但在推进我国的证据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山东省胶州市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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