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指数转折点：猪肉的价格动力

　　城乡劳动力价格是否匹配是关键

　　农民收入连续性递增，甚至达到突破性增长，其增长的结构性动力，“绿皮书”给予的统计是:农民增收部分主要来源于工资性(务工)收入，对增量的贡献率为60.2%。

最简单看，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来自进城务工所得。我们回到“理性人”的那个假设，进城务工的“劳动力价格”的提升，会对仍在农村务农的农民带来什么影响呢？卢国良在与记者的计算里，就以农民工在城市一天收入所得为标准，算计种多少粮养多少猪，才可能是合算的。而经过去年的猪疫之后，“没想到(猪价)会涨到这么高”——在农民的一般经验里，他们所预期的收益，与进城务工的收益比较，显然并不匹配。这种比较下的收益跌落，当然会决定他们在需要补栏时，选择放弃。

　　比决定猪价的病疫、饲料价格、交易成本种种外生性因素更为重要的动力——收益比较，亦即城乡劳动力价格是否匹配的内生性因素才是关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去10多年起伏不大的结构，近年随着进城务工劳动力价格的快速提升，变化已经开始。它对农业与农村的影响力，深刻而长久。反过来，它自然会影响城市，至少会影响CPI，很难说今年猪价上涨，不是这种结构变化的一种表达。

　　此次猪肉价格上涨，外生性因素过于集中，也过于戏剧性，我们自然会对这次由于政策强力导致的劳动力价格提升提出质疑，它究竟是不可逆的一种趋势，还是间歇性政策主导可能起伏的曲线。这需要我们重新来思考中国劳动力的供给状况。

　　同样在2004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民工荒”，农民工出现缺口。对此，有力量的解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他使用的核心概念是“刘易斯转折点”——简单描述这一概念，即，发展中国家有相当时期是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但是，这种转移并非无限度的，当农村劳动力的供应与城市需求持平之际，即为刘易斯转折点。蔡的结论是:在经济增长率最快、就业弹性最高的情况下，2004年我们已经遇到了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平衡点;在最慢的情况下，即最慢的非农产业经济增长速度，最低的就业弹性，我们在2009年也会遇到供给与需求相交的这一点。

　　将这一宏观分析进一步简化，农村劳动力供给与需求达至平衡，以及此后劳动力供给减少最直接的结果便是劳动力价格的上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蔡所举例证，同样戏剧性，“2004年以前，‘珠三角’农民工平均工资12年才涨了68元，而民工荒后，一年就涨了100元”。

　　断然接受蔡给定的2004年或2009年的转折节点，或许并不明智，但农村劳动力供给并非无限，这并无疑义。农村劳动力供给终有平衡并减少的时间段，这也无疑义。那么在这种趋势下，劳动力价格上涨，还有逆转的可能吗？在这种结构性的背景下，思考猪价、CPI的波动以及它们长时段的走势，那些偶然性的外部因素，只是叙述需要的传播元素而已。

　　改革开放前，中国以制度将农村与城市刚性地二元化;之后，自由流动形成，却以身份等级、收入差序形成柔性的二元结构。即使以中国农民创纪录的2006年7.4%实际收入增长为例，《2007年农村经济绿皮书》报告说，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全国总体水平仅相当于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53.2%。当然，农业是各国现代化必须破解的难题，更是中国面临的挑战。所以，认真地讨论，它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罗斯福“新政”的第一年(1933年)，因为价格低廉，美国政府决定宰杀600多万头小猪，以此提高猪肉价格——这是美国历史里，与猪及猪价发生关系最为有趣也最为极端的一次事件。或者那一事件与此次中国猪肉价格上涨事件成因不同，但当时的美国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的解释值得注意，它不完全是纯经济学的分析——“有时候我们把农民当成猪一样卑贱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把他们当成消费者，并且试图建立一种平衡的供应机制，使得猪肉保持平稳的价格，这对农民和猪都才是最公平的。”在此理念下，美国农业人口由当时占25.1%过渡到目前仅占3%，其转移方式与农业生产模式仍值得重视。

　　二元结构，以及效益比较之下城市“收益”无限期地高于农村，那么，对于中国农民，城市必然会成为一种命定的归宿。而这种城市化进程方式，韩国作为一种结果，提供给我们的样板是:仅30年时间(1970～2000年)，韩国农业就业人口从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50%降至8.5%。韩国政府财政对农民收入的支持比例是创纪录的63%(日本58%、美国20%)，即使如此，在韩国电视剧里，能够收到两斤排骨的礼物，即为大礼——实际状况，二两重的牛肉相当于人民币60元。或者，这就是未来中国的一幅图景？在这一前鉴下，猪肉与价格，以及其背后所蕴藏的复杂格局，单单是一个农村与农民问题？同样，我们的生活指数，也不是计算者给出的那若干项统计项目分配权重简单计算的产物。

　　当然，观察中国，或许特殊国情是必须重视的一种现实。仍以2004年农民工的收入增长为分析对象，公允而论，其变化主因未必是劳动力供给短缺导致。在这一年，中央的第一号文件是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的，宣传机构的重点议程是解决拖欠农民工收入……这种行政强力，是改变中国社会进程无可替代的中国式的力量。从这年开始连续3年，被赋予特殊意义的“中央一号文件”全部是关于农民的，从增收开始，然后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未来中国被期待的图景是“新农村”，行政强力对这一未来的主导，我们当然可以对未来中国抱有乐观。

　　严肃地思考，我们面临的不是“三农”问题，而是中国问题。(所需资料得到实习记者王丽娜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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