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的使命：解释法律的所以然

　　在法学领域，包括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在内的各种部门法学，甚至是那些边缘性的交叉学科，譬如犯罪心理学、法医学等等，大体上都包含了一个相对确定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这些部门法学或交叉学科的知识边界，基本上是清晰的。相比之下，法理学或“法学理论”则构成了一个明显的例外，它就像一个大大的筐，似乎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

　　在一些通行的教科书中，法理学的主要内容，常常被分割成这样一些相对固定的知识板块：法律的概念论、法律的历史论、法律的价值论、法律的运行论、法律的社会论，以及法治理论，等等。但是，在教科书体系之外，在法理学者的专题论著中，法理学的面孔就变得五花八门、色彩斑斓了。举凡“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法律政治学”、“法律人类学”，“法律与文学”、“法律与电影”、“法律与科技”、“法律与文化”，“法律的现代性”、“法律的道德性”、“法律的符号性”、“法律的本土性”，等等之类的宽泛主题，几乎不能通过一一列举的方式来加以穷尽。这些形形色色的“法理学话语”，不仅内容散漫无边，而且还可能附带了一个致命的缺陷：无论是严肃认真的高头讲章，还是生动风趣的散文小品，大多不能有效地、具体地解决某个实践中的法律问题，也很难为人们解决纠纷或保障秩序提供一些直接的、形而下的指引。在我们这个追求实效、讲求功利的时代，法理学范围的不确定性，法理学话语的非专业性、非实用性，已经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萌生出这样的疑惑：法理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它还有用吗？倘若它什么实际问题都不能解决，为了避免浪费学者们的智慧、学子们的青春，干脆把它取消，岂不更好、更干脆？

　　法理学的“研究成果”较少实用性、可操作性的原因，主要在于法理学自身的特性：它既可以归属于法学领域，但似乎又不是一门纯粹的法学学科。一个更恰当的定位也许应当是：法理学属于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譬如，法哲学是法学与哲学之间的交叉学科，法经济学是法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交叉学科，法社会学是法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交叉学科，正义理论是法学与伦理学之间的交叉学科，等等。从某种程度上看，正是通过法理学的这种交叉性、牵连性，各种具体的部门法学才得以方便地汇入到人类创造的整个知识体系当中。

　　通过法理学，有助于实现部门法学与人类其他知识的融合，这还仅仅是就法理学对于人类知识体系的价值而言的。但是，法理学的意义决不能仅限于此。事实上，法理学作为一门专门研究“法之理”的学科，还承担了一项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解释法律的所以然。因为，法律作为我们须臾不能离开的一种社会现象，有待于我们从两个不同的层面上来加以认识：一方面，我们需要“知其然”，但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知其所以然”。大致说来，“知其然”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依赖于各种部门法学。譬如，关于审判的程序、关于合同的要件、关于犯罪的构成等等方面的“知”，都有助于实现“知其然”的目标。至于“知道法律的所以然”，即，弄明白法律为什么是这样，在法律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是哪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导致了如此这般的法律现象……之类的问题，则有待于法理学来回答、来阐释。从这个角度上说，法理学话语尽管纷繁复杂、异彩纷呈，彼此之间也许根本就找不到相互对话的平台，甚至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然而，所有的法理学话语都担负着一项共同的使命，那就是，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解释法律的所以然。法理学的基本价值与主要使命，其实就在这里。我相信，只要“法律的所以然”还没有被彻彻底底地揭示出来，法理学的价值与意义就是不容置疑的。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虽然部门法学与法理学分别承担了“知其然”与“知其所以然”的不同使命，但是，两者之间的界线也并不像“楚河汉界”那么清晰。一方面，部门法学的任务，虽然主要在于实现“知其然”，然而，倘若它们能够深入到“知其所以然”的程度，也可以纳入到法理学或所谓“部门法理学”的范围。另一方面，法理学的使命，虽然主要在于解释法律的所以然，但是，如果这些解释能够直接用于回答“知其然”的问题，那就表明，法理学已经把自己的手伸到某个部门法学的畛域之内了。

　　（作者为法理学博士，重庆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