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失职道歉”制度的三个缺憾

　　于平

　　日前《深圳市政府部门责任检讨及失职道歉暂行办法》正式审议，对于这一全国首例“官员失职道歉”地方立法，舆论一片赞扬之声。（《人民日报》9月17日）

　　不否认深圳此举的开创意义，也深知中国不同于国外。在国外，由于制度的使然，官员道歉是不需要写在法条上的，但是，我们现有的制度和政治伦理，还不足以让官员养成自觉道歉的习惯。因此，以法律强迫官员道歉，由上级责令下级道歉，这是一个不得已而又必须的选择。

　　不过，既然是一个“道歉制度”，其设计就应该精细而周密，我觉得现在的制度有几个缺陷需要弥补。

　　一是道歉形式不够郑重很容易流于肤浅。深圳规定，“道歉采取召开新闻发布会、在深圳市主要报纸刊出道歉书等形式”。这些形式不足以让人感到道歉的真诚，特别是登报道歉，很有可能只是先简单致个歉，然后紧接着就是一段官样文章，该形式对民众几乎没有任何的心理冲击力。在许多国家，官员往往会通过电视现场直播，神情凝重地向民众道歉，恳求民众的原谅，并且为了表达内心的真诚，鞠躬等形体动作也是不可少的。

　　二是道歉的“构成要件”有些苛刻。除了“重大事故或者重大事件”外，一些看似“不大”，却对民众生活造成负面影响的事情，不需要道歉，不需要向民众作解释和说明吗？比如说地方政府控制房价不力，民众怨声连连；比如说行政机关服务效率和态度低劣，引起民众不满等等。去年11月，因为房价高涨，韩国副总理向无住房平民道歉；今年3月，仅因为报错樱花盛开日期，日本气象局官员在电视上向全国民众鞠躬道歉。如此低的道歉门槛，体现了政府对公共服务的质量精益求精，处处为民众负责的政治伦理，值得我们学习。

　　三是道歉的适用主体有局限性。深圳规定，道歉的主体是“负有管理责任的政府部门”，可是，下级失职，上级部门和官员难道就没有责任？举个例子，如果由于公安部门的工作不力，导致治安恶化，公安局长理应向社会道歉，但是，作为主管政法部门的副市长或者是市长，他们肯定也有用人不当、失察或督促不力之过错，也必须承担政治责任，向全体市民道歉。否则，如果一个重大事故发生后，下级官员道歉、处分、辞职甚至被司法追究，而上级官员却心安理得，岿然不动，一个健全的政治伦理又如何能形成？

　　道歉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既然道歉，就应让民众看到政府的诚意。既然道歉，就不应该分事情的大小轻重。既然道歉，就应一个责任官员都不能少。这样的道歉制度才能维持其基本的信用，不至于沦为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