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晚报网4月12日讯：
道歉，不仅是社会主流观念达成共识的一种美德，更是基于和谐意识和道德良知的社会价值取向。“道歉既不伤害道歉者，也不伤害接受道歉的人。”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塞涅卡较为生动的概括了“道歉”带来的好处。
公开“道歉”渐成风气
由于今年旱情严重等原因，海南省部分电厂发电不足，迫使职能部门对部分居民和企业实施了错避高峰用电等限电措施。今年3月20日，海南省政府通过海南主要媒体，向因限电而造成生活、生产和工作不便的全省居民和企业道歉。因为错误理解执行省里的文件精神，向一些中学加收课本费的违规操作问题，海南临高县教科局正、副局长在当地电视台和省内各新闻媒体上公开道歉。海口大坡镇某村委会的支部书记因说错话，放鞭炮张贴《检讨书》向全体村民公开道歉……此前，深圳政府就“梅林关”及周边区域的交通状况问题，在媒体上发布《告市民书》，公开表示：“向广大市民群众表示深深的歉意，并诚恳接受市民群众的批评。”全市由此掀起“责任风暴”和“治庸计划”，继而出台“政府官员道歉机制”，积极践行责任检讨制度。鞠躬和道歉，既是人民公仆精神的体现，也是在政府责任和社会道义上勇于承担的表现。可以说，政府官员勇于向民众公开“认错”，正视矛盾，重新审视政府行为本身就是社会民主的一大进步，是正本清源，是政府公共管理执政水平的提高。
道歉之后真正解决好问题才是最终诉求
“一些地方政府屡屡失信，人们对于政府的评价指数已经大打折扣。”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向社会公众公开道歉，是政府自我检讨的一个过程，警醒政府官员时刻不能忘记所服务的对象是群众。公开道歉，有助于提高政府公信力”。但目前，政府的道歉，基本上还处于自发和非制度的边缘化状态，仅取决于领导者的自省和觉悟。以三亚旅游为例：短短数月，旅游景区隔三岔五发生欺客事件，让公众把惊异的目光投向了誉有“天之涯，海之角”的三亚。2006年12月18日，山西省一位政协副主席在三亚旅游时遭偷窃被讹钱，专门致信海南领导投诉三亚管理太差，省领导高度重视，并将此信转批给三亚市委、市政府。今年2月23日下午，三亚市长就三亚某酒楼发生春节黄金周首宗欺诈消费事件而当场代表市政府向游客道歉，并责成有关部门立案查处。无独有偶，就网络热议和倍受公众关注的三亚旅游“2.25事件”，三亚市政府不得不再次由常务副市长出面向游客道歉，三亚政府对旅游景区相关部门及责任人进行处分。然而，“2.25事件”余波还未平息，3月11日在三亚欢乐谷又再度发生游客被欺诈的不愉快事件……虽然旅游区综合管理问题并非三亚独有，但是在打造“美丽三亚，浪漫天涯”的城市名片进程中,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却是如此的旅游环境，甚至有网友自发的在网络论坛上发布所谓的“旅游城市黄色警报”，提议将三亚列为“现阶段不推荐旅游城市”，这使三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难堪窘境。可耐人寻味的是，包括安全生产、城市交通拥堵状况、特区投资环境建设、旅游环境综合整治等诸多社会热点问题，有关政府官员表态道歉，似乎也并非第一回了。太多的事实也表明：喧嚣如斯，问题依旧。市长们公开道歉的价值何在？显而易见，精彩的罪己式“道歉”，仅能说明领导对问题重视了。“公开道歉”不是根治症结的良药，也不能等同于行政“问责”，更不应沦为某些官员公关“作秀”的方式和职能部门“规避责任”的工具。2007年3月19日，深圳规定：“公务员一旦出现严重的行政不作为或失职渎职问题，要以登报发表声明等形式公开向公众道歉”。网友首先质疑一个细节：“这登报道歉的版面费，谁来买单？道歉既然归属于政府公职行为，官员自掏腰包恐怕不太可能。一个看似铮铮誓言、冠冕堂皇的道歉，此时是在侵占公众利益、报社利益，何以说明官员道歉的真诚性。”社会民生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如果政府部门一而再、再而三的“登报道歉”而迟迟未见结果，可能让公众陷入流于形式“道歉”疲劳，也可能成为公务员逃避责任的挡箭牌。当然，这种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就道歉行为本身，是值得尊重的。”网友“不修禅”认为：“通常，公众对于政府出台新举措的期望值都很高。政府能够放下架子，降低姿态，向公众道歉的举措，有利于在短时间内缓解民众的不满情绪，避免事态的激化；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上为政府应对矛盾赢取一个缓冲期，对解决好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道歉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和姿态，更多的是意味着一种责任。政府道歉不能止于“对不起”，“认错”更要及时“纠错”；道歉之后，谁来承担责任，如何迅速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妥善而有效地解决好人民利益问题，给公众交一份满意的答卷，这才是最终诉求。“事前预防，事后问责”，呼唤政府问责制道歉是一个支点，可以撬动政府公共管理的行政理念，树立正确权力观，摆正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政府官员公开道歉，对所辖范围内的行政不作为和工作失误问题，没有推诿避让、敷衍塞责，主动进行反省和自责，这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传统、良好作风的传承，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倡导的。政府和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应当为民生利益负责。然而，从众多网友的讨论看出，公众并不希望政府有过多的道歉。因为道歉之时，必定是矛盾问题突显到公众强烈关注的炽热程度，意味着政府必须要正视并为失职行为和行政不作为负责，甚至动用更大的社会资本，寻求有效措施加以解决。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权力观，转变政府公共事务治理理念，提升官员执政水平，“多一点优质的服务意识，少一点强势的行政公权；多一些事前治理、少一些事后的道歉”，建立风险预防和预警机制，把问题和矛盾消除在事前，这才是社会公众所期待的愿景。官员公开致歉，仅属于道德范畴，是履行道德义务和责任的表现。道德层面上的道歉，可让公务人员知耻而后勇，短期见效。舆论界指出，“道歉”，是鞭策手段而非治本之策，更重要的是要强调“事后问责”，依法行政。对失职渎职不能较好地履行政府和官员职责的，不仅要公开道歉，一定要严格按公务员管理条例进行过错追究，承担政治责任；对失职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还要接受法律制裁，追究法律责任。当前政府官员问责制还处于问责主体单一化、责任追究对象模糊化的行政性问责阶段。公开道歉，彰显政府向问责制迈出了第一步。道歉之时，政府事后监督、责任追究机制也应立即启动起来。启动监督机制，是为更深层次地防范和发现问题、堵塞管理漏洞的关键措施；启动问责制，强调的就是政府及其官员要对人民负责，对办事不力、监督管理不力、损害政府形象的要问责，特别是面对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和民生问题的重大事件，不仅是直接责任人，而且包括主要政府官员，都应承担责任。为此，要推进政府道歉制度化，建立权力运行的长效监管机制，再创健全合理、科学的问责制，就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依法行政能力建设，树立以民为本的思想和理念，推行政务公开来提高官员问责制的效能。（来源：新华网海南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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