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卫东
在现阶段对法律专家系统软件的设计和运用应该持一种慎之又慎的态度，尤其是在电脑量刑方面更不可急于求成。另外，就审判制度的本质性特征而言，也没有必要完全排除法官的心证、裁量以及平衡感觉，毕竟电脑不可能完全取代人脑。
要问让电脑量刑缓行的具体理由何在，答曰：首先，任何法律专家系统软件都意味着作出一种纯粹的法律实证主义预设。计算机可以处理法律条文内容中的三段论推理以及关于“要件—效果”的条件式推理，但却无法适当表现那些决定有效规范在适用上的优劣顺序的元规则。也就是说，电脑量刑固然能在很大程度上排除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方面的主观任意性，但同时也会排除诸如自然法、人权保障、“有耻且格”、预防为主之类的思辨性要素，还倾向于排除对各种不同利益进行权衡、考量等的政策性调整机制。可是司法的本质决定了诸如此类的思辨和整合化作业不仅无法排除，甚至还有必要在社会日益复杂化、动态化以及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的背景下有所加强。
其次，电脑量刑所体现的规范化，势必在强调一视同仁的普遍性规范适用之余忽视地方性知识、上下文脉络以及具体情境，而这些字里行间的“意义之网”对于社会影响较复杂的、容易引起争议的法律判断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定程度上不妨认为，不可言说的默示知识就标示出了法律专家系统的疆界或者局限之所在。也就是说，电脑软件只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取代法官的酌情判断、适当限制主观判断的任意性，而不必彻底否定审判主体的自由裁量权。
至于一些法官在行使裁量权之际容易出现的判断失当、恣肆化以及腐败等问题，本来是应该、而且也有可能通过改善法官任命制度、资格要件、解释技术、法学教育以及加强审判独立以及相应的问责机制等来解决的。现在的电脑量刑却是绕一个老大的圈子去找那迄今为止还颇虚渺的一劳永逸的办法。殊不知这样依赖计算机软件系统的做法反倒更不可靠要么能实现却太简单，离预期目标相差很远；要么追求精密到天、快速到分的设想短期内毫无实现的可能性，并且无论结果如何成本都很高昂。试想一下，20万众的法官本身就是一个举世罕见的高成本、低效率的审判队伍，放着这么多现成的人力资源不充分利用，还试图另外搞一个高成本、高效率的自动化电脑审判系统与之并行。这样叠床架屋也未免太奢侈、太浪费了些，或者说让人觉得实在不可思议。
再者，中国成文法历来都以“宜粗不宜细”的简约相标榜，不乏多种解释、临机应变的空间；各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尚未完全统一。例如仅义务条款，就有“应该”和“必须”等不同表述。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平责任原则以及屡见不鲜的“合理的”、“可预期的”等术语，在法律推理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有关事项在法律条文中并没有给出、实际上也不可能给出明确的定义。作为实体性法律细则化结果的行政规范和地方规范极其庞杂，不同层面和部门的规定之间往往发生矛盾，使得整合化作业异常困难。凡此种种实像，都是不太适宜于电子计算机处理的。
反过来，假如在这样的状态下就通过机器把法庭内外的对话和沟通加以格式化、固定化，很可能会阻碍法律解释学、推理技术、专业化教育以及审判者伦理人格的发展和提高，使司法流于一种检索和推测的简单智能游戏。既然电脑软件已经预定唯一正确的答案，那么通过法庭沟通活动寻求更好解答的意义就几乎不存在了，判决理由也成为某种可有可无的附属物，甚至上诉制度都会逐步形骸化。假如这样的初级系统软件只被当作审判的辅助性工具，只在有限的范围内用于减轻检索负担以及避免疏漏，那倒也无可厚非。但一旦真要让法官们据此形成判决，就难免会遗患无穷。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目前关于法律知识的数据库依然非常不完备。类似电脑量刑那样的软件，其核心是法律推理系统，而关于法律推理的研究成果的积累在中国还极其薄弱。作为预测判决结果的社会科学研究，例如盖戈(TheodorGeiger)的法社会学经验考察的符号公式体系之类的尝试、宫台真司的预测权力活动的博弈论，也构成信息和语言逻辑模型化的前提条件，这类研究在中国也基本上未见踪迹。
在这样的状况下，假如采取的只是把有关条文形式化、再追加若干解释规则的朴素方式，那么作为逻辑程序而执行时就很容易出现知识本身不循环、只是逻辑程序空转之类的问题，也很难对否定性表现进行适当处理。假如语汇储量不够，法律知识的数据库与推理引擎相结合就很容易频繁发生没有意义的检索。假如存在复数的法律知识数据库，如何使它们互相联系兼容并对它们进行排除矛盾和冲突的整合以及有效的一贯化控制，也是颇棘手的重要课题，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有望获得进展。何况法律在不断修改，知识数据库的更新以及解释规则的调整也需要不断进行，在网络结构中只要某一事项的重新定义出现失误，就有可能引起自动化处理的结果异常这也将导致建构和维持法律专家系统的成本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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