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后，“复仇电影”卷土重来

　　30年后，“复仇电影”卷土重来

　　上世纪70年代，以《猛龙怪客》、《出租汽车司机》等为代表的“复仇电影”公然提倡“以暴易暴”，揭示了当时美国因越战、水门事件、种族冲突等一系列事件造成的严重信仰危机。如今，《死刑》、《勇敢者》等“复仇电影”再次成为好莱坞的热点，似乎暗示了后9?11时代美国人正面临与70年代相似的困惑。

　　文/杨六记

　　在美国暴力犯罪情况日益严重的上世纪70年代初期，《猛龙怪客》（Death Wish）石破天惊地公然提出“以暴易暴”的主张，成为了“复仇电影”(Vigilante Movie)的开山之作。

男主角的妻子被杀害，女儿被强奸，他眼看警察无力，于是自我武装在街上巡逻，铲除街头罪犯，当起了义务警察。由导演迈克尔?温纳与主演查尔斯?布朗森共同塑造的复仇英雄，袜子里塞着“.32左轮枪”，行走在都市暗夜中。这个与庞大社会体系较劲的独行侠，忍无可忍之后的出手赢得观众极大的认同。《猛龙怪客》系列从70年代到90年代，一共拍了5集。

　　近年来，这种类型电影又开始在好莱坞汹涌回潮。B级片《单刀直入》、《四兄弟》，漫画改编电影《惩罚者》、《蝙蝠侠诞生》，旧片翻拍的《怒火救援》、《威震八方》，以及奥斯卡的宠儿《慕尼黑》等，皆围绕“以牙还牙、以暴易暴”的复仇做文章。日前上映的《死刑》（Death Sentence）和《勇敢者》（The Brave One）更是把这股血腥复仇之风推向了高潮。复仇这个主题，连接起了相距30年的两个时代。

　　信仰危机下的暴力复仇

　　“复仇电影”的兴起，多少与1970年代社会风气以及美国电检制度的开放有关。借着《猛龙怪客》这股风潮，《警探哈里》、《比利杰克》和《出租汽车司机》等纷纷出炉，赤裸地宣示，暴力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奸角无恶不作，人面兽心；把他们描写得越残暴，观众就越觉得他们死不足惜。主角受迫害，受冤屈，如果司法制度帮不上忙，他（她）唯有自己执行公义与私刑—有什么比打着正义的旗号去杀人更大快人心？说穿了，“复仇电影”旨在让观众心安理得地享受暴力的官能刺激以及杀戮的快感。

　　作为复仇片的代表作，为了避免被评为X级，马丁?斯科塞斯故意降低了画面的色彩饱和度，阴差阳错地形成了《出租车司机》中冷峻、血腥的暴力风格。主角特拉维斯血洗妓院的场面，更成为电影史上暴力片的经典。《出租汽车司机》的故事发生在越战结束后的纽约，这是美国上下颇为尴尬迷茫的时期，越战的失利使得很多普通人开始对国家政治和“美国精神”产生怀疑。在纽约这座以繁华著称的大都市里，孤独和空虚笼罩着现代人的心灵。肯尼迪总统被刺、入侵越南触发民众普遍的不满情绪、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种族间此起彼伏的冲突、学生造反、工人罢工，整个社会发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

　　1970年代的“复仇电影”里充斥着美国的阴暗面：通货膨胀、能源危机、尼克松下台以及日益上升的犯罪率。犯罪学家格雷格评论道：“崩溃仅在一瞬间。面对剧变的60年代和不安的70年代，民众仍抱着改革‘法律与制度’的侥幸心理，直到水门事件曝光，才使一切回天乏力。”这股化成泡影的公众热情与日后好莱坞编织的白日梦，遥相呼应。

　　新老义务警察

　　然而，作为首部“复仇电影”《猛龙怪客》的同名原著小说作者，布赖恩?加菲尔德却直呼充斥暴力的电影版违背了他的本意—尽管主人公克西的自由主义思想在遭遇悲剧后不得不进行修正，但他绝对是一个反战主义者。作者其实想表明，用个人的力量维持社会安定就像一场白日梦，他想讨论的是西方世界永恒的话题，即文明与野蛮的冲突。

　　布赖恩曾写信给美国通信委员会，要求强行阻止电影的上映，声称对暴力的回归决不是自己的初衷。之后，他在1975年出版了小说《猛龙怪客》的结局《死刑》，作为“原创”了该片的“忏悔书”。书中，作者为人物安排了直截了当而冗长的“反复仇”演讲。其电影版上个月在美国上映后，布赖恩倍感宽慰地表示：“35年后，他们终于看懂了（我的书）。”

　　公平地讲，3 0多年前，人们很难从作者模棱两可的观点中，分辨出主人公究竟为何迷失与困惑，以至走向自我毁灭。即便30年后，《死刑》和《勇敢者》这样的电影依然继承了《猛龙怪客》中的情感矛盾与暧昧不清。《死刑》由“血浆片”（《电锯惊魂》、《死寂》）导演詹姆斯?温执导，《勇敢者》则由《哭泣游戏》的导演尼尔?乔丹执导，这两部电影中的很多情节，似乎都暗示是在从不同的角度向1970年代“复仇电影”经典《出租汽车司机》致敬。

　　复仇的对象变了

　　《勇敢者》中，爱丽卡疯狂地惩治着街边的小流氓，令影片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正如布赖恩所说，小说《死刑》中最大的变化，就在于“复仇对象已经变了”。今天，暗中勾结的政治、司法网络和大权在握的财团机构，正成为最大的吞噬者和掠夺者。去年聚焦1972年奥运会上巴以仇杀的《慕尼黑》，相较《勇敢者》和《死刑》更具象征意义。该片似乎在30年后，回答了《猛龙怪客》主人公的疑问“当你受到恐吓时，难道应该束手就擒？”—影片中，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回答道：“我们付不起‘文明’所需付出的代价。”

　　后9?11时代“复仇电影”的大行其道，似乎暗示了美国人正面临与1970年代相似的困惑。经济、环境与能源的危机，政治的无力，司法制度的窝囊，“牛仔”总统的可笑，以及与越战如出一辙、被联合国投反对票的战争，这些都挑战着美国人不安全感的极限。虽然两代人的“复仇电影”中都表露了对政府维护安全能力的怀疑，但正如布赖恩所指出的，司法系统公信力的垮台是1970年代的复仇题材中很少触及的话题。尽管从1994年到2005年美国的犯罪率持续降低，当年引发“复仇电影”风潮的街头暴力已不再触目惊心，但人们对整个“体系”安全的怀疑却在加剧。新奥尔良就是一个例子：罪魁祸首并不是飓风，而是防洪坝的豆腐渣工程和联邦应急管理局的失职。美国人现在害怕的不是自然灾难或偶发的暴力，而是整个公共职能机构的低能与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