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向时代复仇的刺客

聋子的耳朵

　　张承志，向时代复仇的刺客

　　文/祥子

　　原载《mangzine·精英》（广州）2007年第10期

　　《聋子的耳朵》张承志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5月版

　　臧否现当代作家的《齐人物论》里有个假设：张承志即使拥有韩少功的综合素质，仍是张承志；但韩少功一旦具备张承志的孤标胆气，顿会一飞冲天。

　　张承志只能是张承志，是因为他有个不变甚至宿命般的文化立场。这立场的选择，并不取决于张承志在知识上的判断力，而是一种种族认同。

　　张承志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黑骏马》和《黄泥小屋》依然是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在文学语言上，他是拥有最高辨识度的一位，但他的重要性更取决于他独特的姿态。

　　张承志对自己的精神勾画在小说《错开的花》（1989）中已趋于完整，他想象的人生四个极致—山海的探险家（内陆亚洲史考察者）、叛匪之首领（红卫兵缔造者、回民叛乱史研究者）、牧羊人（插队内蒙知青）、迷醉的教徒（穆斯林信徒），都在他的精神游历之中。

　　1991年，张承志出版了很难归类（文学？历史？宗教？）的文本《心灵史》，用自己的激情感受，重构了中国回民的哲合忍耶教派在18世纪与官府抗争的历史。从此强化和清晰了其一系列的“血性理想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和“贫瘠土地情结”。这是从边缘处向汉文化中心发出挑战。这种挑战至少是“五四”后大范围公开表现的第一次。自近代中国面临民族和文化危机以来，先辈或引“西”，或改“旧”，基本都忽视了中华民族内部的异质文化资源，而张承志为知识人提供了一个极有意义的位置参照点。

　　《心灵史》之后的散文创作，张承志站在民族信仰和“贫瘠土地上的底层人民”的立场上，嘲笑文化精英，抨击知识分子的堕落；赞美“任何异端、任何理想主义、任何美、任何新鲜的希望”。

　　但以信仰之美，不能替代时代批判。“袪魅”后的现代，的确在金钱化、快感化、污浊化，但倒退寻“魅”（迷狂）的方式却是唐吉诃德式的。记得章太炎曾认为康有为比袁世凯更不可原谅，因为袁氏的称帝野心多少还算人之常情，康有为居然想当教主，那是无论如何不可原谅的。

　　《聋子的耳朵》是张承志最新的散文随笔集。从以前的《荒芜英雄路》、《以笔为旗》到《谁是胜者》，书名已没有当年的悲壮和任性了。翻开书，发现这平静甚至有些禅意的书名，并不是因为批评家们的围剿让张承志韬晦其志，而是将坚持的姿态内在化了—“或者是因为有一种认为大街上匪患滚滚的心理，所以本来是流水茶饭，我却敏感而警觉，好像随时准备拔出匕首，刺入无影之中的敌腹。在一个失聪的年代，一切判断的根据，只是‘内在的听力’。也就是说，拒绝强制灌输塞入耳朵的喧嚣声响，用人的另一种本能，去听取茫茫沉默中的哑语本音。”成为这个时代最激烈的批判者的同时，张承志却拒绝与这个时代对话。

　　假如一种宗教或团体并没有遭受严重迫害，并不必以激烈抗争的异端面貌出现。而张承志在书中对布什连任而愤怒，因阿拉法特病危而悲恸，他从不掩饰其对苦难和殉道的渴望—某种圣战情怀。

　　在我看来，唐吉诃德以骑士的方式在向非骑士时代挑战，而张承志以刺客的方式向眼前的大时代复仇。

　　复仇的本质是一种私刑。“公刑”（或主流话语）愈强大，反而衬托出复仇“以义犯法”的悲剧审美意义。而民间对快意恩仇的赞美从来没有停止过，那是弱者对强权的一种震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