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推高翡翠价格的战争

　　老买家、新卖家

　　有20年翡翠买卖经历的曲健文是广州长寿路上一名重量级的交易商。

　　“当时，天河公司分公司的一名业务员陪云南省陇川县的商业局局长到广东找到我们。说他们从云南带了一批‘石头’来，我从深圳机场把他们接了过来，把这批翡翠原石运到广州。”曲健文回忆说，从上世纪50年代起，翡翠一直是国家经营。由于当时缅甸人民军、独立军等占领产玉石的地区，军队长官用玉石物品运到中缅边境和中国做以物易物的交易。当时中国主要由外贸部门到边境一带的昆明、瑞丽去看货、定价、购买，然后由外贸部调拨给各省市的国营玉雕厂，翡翠数量极为有限，主要是一些“砖头料”、“公斤料”，大多用来制作摆件工艺品，出口赚取外汇。

　　“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缅边境的翡翠贸易大为放开。由于开采翡翠原料的密支那地区距离中国云南瑞丽一带有200多公里，比起距离缅泰边境的清迈要近得多，而且危险也没那么大。所以，许多缅甸的翡翠原石货主就情愿将翡翠毛料运送到中缅边境的地市进行交易。瑞丽、芒市先后成立了几十个经营珠宝玉石的公司或商号。”

　　多年的边境往来中，像云南商业局这样的单位，积攒了一时无法消化的翡翠原石，仅仅依赖边境贸易，市场显然不够大。曲健文说，云南人也听说80年代后期，广东一带集中了大批香港和台湾地区过来的翡翠买家，就想试探一下广东这边的市场前景。“他们委托我们帮忙处理掉这批石头，看能不能赚些钱。”

　　这批在1987年从云南陇川运到广州的“石头”，很可能是这条买卖线路上最早的几笔交易之一。90年代涉足经营滇粤线玉石运输生意的商人赵启发说，这些探路交易的翡翠原石大多是为了绕开政府对于玉石交易的管制:在边境贸易，每一笔买卖都要在严格的税收政策下进行。“中缅双方对翡翠交易都征收重税的，我们国家边界税收政策后来做了适度降低。”他说，“从缅甸产区入境的玉石有两种方式征税，一种是立即缴纳进口税，税率降低为40%;另一种是首先进入保税库，不用立即缴税，等到成交完之后再缴税金，卖不掉的玉石可以不纳税而带出境去。对整个交易过程是要由海关在场监督完成，最终的成交价，由海关登记，原石存放在保税库的箱子里，这个箱子要由专职税务局、海关和公司老板三把钥匙才能打开。”

　　翡翠原石的淘汰率极高，几乎75%的石头开出来是完全要废弃的，能卖钱的也只占25%左右。这样一来，在原石阶段而非成品阶段收税，无疑加剧了翡翠交易风险，加重了买方和卖方的博弈心理。“风险必然最终转移到翡翠的成本和价格上来。”赵启发说，当时，很多翡翠原石都通过私人关系，长途运送到广州交易，这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翡翠走私的高发期。

　　曲健文后来并没有给云南陇川的那批翡翠找到买家，1987年，他对这个行当还是一无所知。他按照惯常思路，帮忙打听了南方玉器厂和广州玉器厂两家广东大型玉器加工单位是否愿意收购，但对方嫌380元1公斤的价贵了，最多只能出到320元。“现在想想，真是便宜。”他说，最后还是对方找了一名香港的买家，把石头出手了。

　　90年代的生意优先权在那些边境城市贸易局的人手中，他们是最早翡翠原石交易的大卖家。许多像曲健文这样的人，在弄清门路后，索性自己直接跑从云南进货，1988年，曲下海办了自己的公司，从事玉石生意。赵启发说，现在的翡翠大庄家中有不少都是当年从贸易局下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