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调查》——《社工行动》
被采访人：
小 金
小金的母亲
王 琼
吉 嘉 上海市浦东区社工
王 卉 上海市浦东区社工
佟丽华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
韩晓燕 华东师范大学青少年与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主任
蔡 忠 上海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公室 主任
徐慧丽 上海市浦东区团委书记
小 胡 彩虹中心志愿者
魏延军 彩虹中心志愿者
节目内容
第一部分
演播室：如何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是每一位家长,每一所学校和全社会都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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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2006年秋天的一个深夜，上海市的一家网吧里，18岁的中学生小王和20岁的网管员小宋发生了冲突。在激烈的打斗中，小宋拔刀刺向了小王，小王当场死亡，而小宋则被判刑入狱。 一些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表明：2006年，我国全部刑事案件中，25岁以下青少年犯罪案件的比例，已经占到了40%左右。
青少年犯罪案件逐渐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这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忧虑，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立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佟丽华就是其中的一位。
佟丽华：非常多的孩子走向犯罪道路是有征兆的。哪些征兆呢?举个例子来说,这个孩子经常在外边流浪，父母不管他；这个孩子处于失学失管，没有单位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孩子已经有了不良行为，甚至严重的不良行为。
解说：在社会急剧转型、价值观日趋多元的今天，这些行走在危险边缘的青少年，将会面临怎样的困境？社会又将如何对他们实施帮教?记者将以上海浦东为例，进行深入调查。
在上海市浦东区,我们认识了14岁的社区少年小金。小金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两年前，12岁的他离家出走,在外面流浪了整整半年。
记者：走的时候身上带了多少钱？
小金：带了十块钱。真的，那时候还是我爷爷给我的,给我的零用钱。
记者：你这半年是怎么过来的?
小金：就是睡在游戏机房,天天睡游戏机房，浑浑噩噩地过。
解说：除了睡游戏机房，小金还到游戏厅新结识的朋友家里轮番借住。小金的朋友一共有十几个人,他们中大的二十三、四岁，小的十一、二岁。
记者：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孩子？
小金：都是逃学、逃业那种，都是坏孩子所谓那种 ，他们做的一些事情我都知道。
记者：比如说他们会做什么事情呢？
小金：去找女朋友玩。然后或者，那时候不是没钱花了吗，他们就是说意思是去偷东西。然后正好那时候看到一个新疆人，然后就去偷新疆人的包，偷到了嘛。那时候里面好像有三千多块钱，他们一下感觉好开心啊。
记者：生活就是靠这些偷来的钱来维持？
小金：不，一开始不这样，后面很多就这样。
记者：就是具体这样的事情你有没有做过？
小金：有过一两次，是到人家厂里面，爬进去然后就去找废铁，搬出去然后就去卖掉，卖个几十块钱，就这样。
解说：和这些孩子长达半年的相处，让小金学会了偷东西、打架斗殴，派出所成了他常去的地方。 在离家出走前，小金成绩不错，还担任着班里的小干部。是什么原因，让他成为一个弃学厌家的孩子了呢？
小金：爸妈会吵架我听了就烦，就不想回家，就是老师硬赶我回家，我都不回家。
记者：那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这个孩子在旁边还没有成年那么小？
小金的母亲：那个时候肯定年纪轻也没有考虑那么多吧。
记者：你觉得这个对他有没有影响？
小金的母亲：那肯定有影响了，影响大了。
解说：小金7岁时，父母离婚了,之后他们分别组建了新的家庭，小金被判给了父亲。但是父亲很快又离婚了,在把儿子送到爷爷奶奶家后父亲不辞而别，消失得无影无踪。
小金：爷爷家那里也不是很能住，爷爷奶奶也经常吵架，爷爷也烦，我那奶奶也不是亲生的，说起来我有两个爷爷，两个奶奶，两个爸爸，两个妈妈，说出来人家都好笑。
记者：那你没有想过去找你妈妈吗？
小金：找不到，我感觉烦得要死。那时候对家里彻底没希望了，就是说他们都已经不管我了，我还去想他们干嘛呢，还是不想了，自己在外面过得开心是开心，过得悲伤是悲伤，还不如开心点过呢，就不要去想这个问题了。
解说：没有固定住所,没有家,伤心的小金一个人离开了家门。
小金：我说句很难听的话，就是最起码得有个家。
解说：离家出走半年后，小金被母亲找了回去。但是,再婚的母亲不能长期收留他，小金依然没有固定处所。无处可去的时候,他就到网吧里凑合着睡一晚。
记者：在网吧里怎么住啊？
小金：两张凳子拼在一起睡觉。
记者：能睡好吗？
小金：睡得也不踏实，而起码呢，这样过了一个晚上时间，以前去网吧是喜欢玩，现在去网吧是无可奈何，就是没办法，你不去能去哪儿呢？就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记者：那比如说今天晚上你会住在哪儿？
小金：会去同学家，还不知道，自己也要打省略号，省略号和问号。
记者：你觉得这种情况已经麻木了不觉得了吗？
小金的母亲：真的麻木了。
记者：你是他妈妈啊。
小金的母亲：没办法的事情，没办法的呀，我已经尽力了呀，也不是说我没帮过他。
小金:我妈妈是无可奈何，她也是在人家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解说：由于长期缺乏亲人的呵护，小金在情感上常常会陷入迷茫当中。
小金：我现在正在找其它的东西代替亲情。
记者：你说的是爱情吗？
小金：谈到现在已经谈了五、六个了，然后分了合，还有姐姐啊哥哥啊妹妹啊，我有十几个妹妹，大概好几个哥哥，就是说等于找个人说话吧。
韩晓燕：他实际上长期以来得不到亲密的一种关心，一旦他得到一个关心，他可能做出的举动就是这个人是我的亲人，这个人很关心我，他就跟着他离开家庭，因为家庭对他没有任何温暖可言了嘛。
解说：专门研究青少年问题的韩教授认为：家庭功能不完善，是青少年厌学、弃家、早恋甚至出现严重不良行为的重要原因。
佟丽华：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去矫治他的这些不良行为，一方面他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当他犯罪以后，我们再对他保护，有些人也要去坐牢，他的一生会受到影响。
记者：也就是说在他们犯罪之前的预防是最重要的？
佟丽华：是这样的，预防不仅是预防他犯罪，而且是对他基本权利的保障。
第二部分
解说：2003年，上海市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引入社工参与预防青少年犯罪事务。社工，是指在卫生服务、青少年事务等机构中，从事社会性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100年前兴起于西方发达国家，半个世纪前进入我国香港。吉嘉就是浦东区的一位青少年社工。2005年，在外流浪了半年的小金成了她的服务对象。
记者：你刚见到他的时候对他是个什么印象？
吉嘉：我发现这个孩子很英俊很可爱，然后也很机灵。
记者：你觉得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吉嘉：他必须有一个好一点的环境能让他居住。
解说：由于吉嘉的协调,小金有了一个随时可以去住的临时宿舍.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是否会让小金的行为也慢慢发生变化呢？
记者：他有信心吗？
吉嘉：小金转变蛮大的，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使他改变吧。
解说：在上海市，像吉嘉这样的青少年社工一共有480名，他们中80%的人来自高校社工系，另外20%的人则是从公安和教育部门选聘来的。
记者：上海市为什么要让社团和社工来参与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呢？
蔡忠：上海实际上进入到90年代以后，有一段时间刑事案件高发，社会稳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上海市委提出来，就是要从打击犯罪，向预防犯罪转变。但是上海提出来在做预防工作的时候，不要简单的，像我们以前传统意义上的，比如说找一批人来做预防就可以了，他提出来要有，我们要理念要创新，制度要创新，方法上要创新。
解说：上海市的创新思路主要体现在：政府部门不再包揽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全部工作，而是通过一家名为“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的社团，向青少年社工购买服务,并对其进行定期评估考核。
韩晓燕：我们现在提倡小政府、大社会嘛，政府的一些功能也好实际上肯定是要社会化，要慢慢地剥离，那么直接服务的话实际上还是要用社团的方式来运作，最大的意义实际上是政府功能的一种拓展。
解说：上海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公室代表政府和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签了约。社工们的服务对象，被称作社区青少年。
记者：那在上海这个社区青少年指的是哪些孩子呢？
韩晓燕：失学、失业，那么还有第三个是失管，失管就是说家庭里面缺少管教也好教育也好。那么所以说这个16到25岁的有上海户籍的这样一批青少年，就是我们叫社区青少年。
记者：如果对他们不加以引导，不加以管理的话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徐慧丽：因为这样的一种求知欲望非常强，又处于心理叛逆期的，又有着充沛的精力和活力的这样一个群体，如果让他闲散在社会上，如果不给予他正确的指导和关心。如果不在生活上发展上给予他必要的帮助，那么这个群体他的行为一定会偏差，偏差的结果就是违法犯罪。另一方面就是说，如果在这个阶段不给予他必要的指导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可能就丧失了他在人生发展过程当中很关键的这样一个黄金时期。将来这个孩子成人以后，他可能无论是学历、技能、社会交往能力，个人的素质，心理能力方面都会处于一种劣势状态，这种劣势状态往往会导致这样的孩子生活不稳定，家庭不幸福，甚至在他的下一代的教育上也会出现问题。
解说：上海市政府的统计数据表明，全市的社区青少年一共有6.7万人。
记者：那这些青少年的来源，相关情况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有人给提供这些数据吗？
徐慧丽：都是我们社工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一个一个的居委，一个一个的就业援助机构，然后一家家地上门核实相关情况，一个一个地排摸清楚每一个孩子的具体情况。因为这个数据刚才我介绍说它是一个滚动的动态的数据，所以我们社工在每一年都会和我们有关部门做一个衔接。
佟丽华：作为一个地方政府，你了解你这个辖区内有多少，已经有征兆，可能犯罪的孩子，如果你不了解，你怎么来谈预防？实际上海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解说：目前，社会工作已经覆盖了全上海市的社区青少年。专家认为，青少年社工工作，弥补了社区教育的不足，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做了有益补充。依据社工和社区青少年的总人数进行配比后，每位社工被要求管理150名社区青少年。
记者：一个社工管150个孩子，忙得过来吗？
吉嘉：我们对这些青少年进行红蓝绿的划分，红色对象是我们社工开一对一的个案，要进行服务的，确实要为他们花很多精力的，蓝色的个案我们可能就是说做的更多是小组工作，绿色个案他们这些青少年还是比较好的，可能只是纯粹存在失学、失业的情况，并没有什么行为上的偏差，所以我们的精力主要是帮助他们整合一些资源，提供一些就业、就学的岗位等等。
解说：吉嘉现在有12名红色服务对象、20名绿色服务对象和近120名蓝色服务对象，她已经为不同等级的社区青少年，制定了不同的服务目标和计划。而小金，是她的红色服务对象。
吉嘉：我为他耐心地服务了很长时间，也认为他有很大的进步，突然之间他一下子反复，让我非常地伤心， 这种灰心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
解说：近两个月以来，吉嘉发现,小金的思想和行为出现了一些变化。
第三部分
解说：这天，吉嘉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由于一个小时前，小金来过这里，吉嘉怀疑是他拿走了手机。通过电话和网络，吉嘉找了小金一下午，但是始终没有结果。
记者：让你特别生气？
吉嘉：是的，但是我相信他心里也很矛盾，他不会这么随意的，做了这个事情以后，就当什么都不知道，他心里也有自己的后悔的地方在吧。
记者：那你非常伤心，伤心是因为自己的东西丢了，还是因为其它的原因？
吉嘉：其实东西丢了对我来说无所谓，我突然觉得一个是我工作，我觉得我做的，有一种挫败感。
记者：你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就把这个孩子放弃了？
吉嘉：我不会的。
解说：吉嘉的手机是否真是小金拿走的？他这样做，那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第二天清晨，吉嘉打电话通知记者说，昨天夜里她通过几个社区青少年找到了小金，小金答应来和她见面。
吉嘉：睡着了？吓死了吧？
小金：不小心睡觉了。
吉嘉：那么困啊？当时拿的时候就没有想过这是吉嘉姐姐的手机？
小金：那时候拿好我走下去的时候就想到了。
吉嘉：那怎么还要把它卖掉？
小金：我不知道怎么想的。
解说:小金承认:由于最近很缺钱用,他就把吉嘉的手机拿去卖了两百块钱。
吉嘉：其实我的手机丢了，我的同事们对我也很着急，他们(认为)谁拿都没有关系 他们没想到你会拿我手机,因为他们觉得我跟你已经接触两年多了，他们也知道我跟你的关系。当你拿掉以后，他们直接就劝我赶快报案，但我跟他们说，不要这样子，手机丢了倒不是什么，听听他到底在心目当中，我在你心目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程度。
小金：对不起吉嘉老师我不该去拿你的手机。
吉嘉：我接受你的道歉。但是这个道歉我现在接受了，我也是希望你以后在别人的面前，不要再出现这样的行为了。因为这次是对我，我不希望你遇到别人，知道吗？如果是别人的话，你可能就没有这样容易了，你能明白吗？以后碰到一些，你所说的一些郁闷啊忧虑啊，你都可以来找我，我依然会帮你的好吗？
记者：我看你又流眼泪了？
吉嘉：没想到跟他这段时间他的一个反复包括他会拿我的手机，我突然觉得是不是我的工作根本是没有做到位，或者是根本我的几年跟他工作的成效根本是没有。今天跟他这么一沟通了以后，我相信我在他心目当中还是有点地位的。
记者：你觉得社工吉嘉跟学校的老师他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小金：社工可能比老师付出得更多，比老师关心得周到，你有什么事情他都过来帮你解决，不像老师只是在学校而已。
小金的母亲：吉嘉对他特别好，一般地无缘无故知道这些小孩子不可能把他带回家了，给他玩电脑了，请他吃肯德基什么东西的。人家也有自己的家庭，也有自己的工作。
蔡忠：社工有自己的理念，社工理念最根本的就是助人自助，他和他的服务对象更重要的是尊重接纳平等和服务，他和青少年是一个朋友的视角。
吉嘉：在家这个概念上，物质上的，我没法给予，但是我希望在他的心里能够有一个家的概念。
徐慧丽：因为这个群体的工作应该说不是那么好做---连家长都觉得很难做，老师都觉得很难管的孩子，由社工来给他们一定的帮助和指导，需要很大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
解说：手机事件发生后，尽管吉嘉和小金取得了很好的沟通，但小金的情绪和行为到底能否稳定下来，还是个疑问。
记者：你怎么评价自己？
小金：不晓得，也不知道怎么个正确态度。就是说会改变，随时随地会改变 。
记者：你说他的这个反复目前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吉嘉：他后来接触了一些应该说不是很好的群体，感染了他们的一些不太好的一些习性。
佟丽华：就是有的孩子你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保护措施以后，他的这种不良行为还在膨胀，比如说有的孩子几十次进派出所。一定要相信有些孩子的严重不良行为是通过普通教育解决不了的，特别的孩子要通过特别的教育手段。
解说：佟律师所说的特别的教育手段指的是工读教育。中国的工读教育，借用了前苏联“高尔基工学团”的概念。在前苏联，工学团主要用来收养二战后的流浪儿；而在中国，这一概念被赋予新的内涵，我国的工读学校是收教具有犯罪倾向的未成年人的特殊学校。
记者：工读学校到底是怎么管理这些青少年的，教育方法是什么？
蔡忠：工读学校我觉得除了(像)在正常的学校学习以外，那么老师可以根据不同学生的情况，制定不同的学习方案和一般学校不一样的，它可能有针对不同的学生，它有不同的行为矫正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更加注重纪律的要求行为的纠偏等等。还有很多学校是住读的，也有走读的，住读的学生他的纪律的要求肯定更加严格。
解说：为了帮助小金改掉在外流浪半年沾染的坏习惯，母亲曾把他送到了工读学校。
小金：我进去的时候老师很疼我的，每个老师都很疼我的。
记者：你觉得是哪些方面很讨老师的喜欢？
小金：聪明、可爱、天真。我拥有的天真是其他同学所没有的。
记者：你说你的聪明会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小金：学习啊，还有老师说的话我马上就懂了。
解说：由于老师们的努力，小金的成绩不断提高。
小金：除了英语不是科代表，其他全是我的科代表，尤其是我刚进来的时候，在学校老师都夸。
解说：手机事件发生后不久,在工读学校老师和社工的共同帮助下，小金的自控力慢慢增强了，行为也有了很大改善。
吉嘉：他跟我们关系都蛮好，而且变化也蛮大的，通过我们大家的关心，他也得到他的价值的一个体现，所以他也愿意表现好，在学校里面想当班长，在学习方面想考好一点成绩。
解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社工们都和吉嘉一样，忙于为自己负责的社区青少年服务。但是在特殊时期，面对身处困境、有着不同需求的孩子，他们往往要改变单独作战的方式，联合起来,采取特别行动。
第四部分
徐慧丽：我们最近发现有一些青少年已经开始呈现出暑期作业已经完成了，那么在网吧里面就开始比较放松的，彻夜不归或者说有长时间地沉湎于网络的现象。
解说：这里是“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浦东社工站“深宵外展”活动的动员现场。
深宵外展的概念来自香港，它指的是社工在深夜到网吧等处寻找不归社区青少年并将他们劝回家庭的行动。在浦东，社工每月都会做一两次深宵外展，暑期往往要做二十多次。
韩晓燕：如果是深宵依然在外面流浪的流连在街头流连在网吧里面，这部分人已经是比较相对于高危人群了。
记者：他有犯罪的诱因。
韩晓燕：有一些犯罪的场所跟犯罪的可能性，有一些机会时间方面的允许，那么所以我觉得深宵外展的必要性就是能够减少这些偶发性的事。
解说：晚上十点，浦东社工站抽取的十几位社工分头出发了。社工吉佳、王卉等人被分到了一个组，她们的目的地是花木街道的几家网吧。
这是附近最大的网吧，在这里，吉佳很快发现了两张熟悉的面孔。
王琼：我就觉得心里不舒服，有时候也不想回家。
解说：这是一对恋人，男孩叫小田,女孩叫王琼,他们都是吉佳服务的绿色对象。不知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觉得今天晚上无法回家，只能在外面消磨时间。 社工决定带他们离开网吧，找个地方去住一晚。
这是浦东区联洋新社区的办公楼，王琼和小田入住的这间屋子名叫中途宿舍，它是专门为深宵外展中发现的无法回家的青少年设立的临时宿舍。
小田：好,我知道了,Bye bye 给我了。
王琼：退一步，我是几？一，那怎么又是一？
记者：比如说他们俩今天进了中途宿舍之后，你们都会有哪些服务提供给他们？
王卉：我们是这样的，一进来呢首先我们要跟他们建立一个关系，刚才你们看到的我们在陪他们下棋。在下棋的时候，我们的关系肯定就会拉得更近，这样我们马上跟他交流就能谈出一些他心里的东西。
解说：进入中途宿舍半小时后，女孩王琼终于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吉嘉：几天前，为了给王琼过生日，男孩小田悄悄拿走了妈妈两千块钱。事情暴露后，王琼从自己奶奶那里借钱,还给了小田的母亲，现在他们觉得无法面对家人。
王琼：回自己家吧，对不起奶奶，回他家吧，对不起他妈。
吉嘉：那你为什么要跟他两个人把家里的钱拿走呢？
王琼：我没工作呀，没工作却要用钱。
解说：王琼今年20岁，两年前，她从一家技校毕业，但是现在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记者：你感觉是哪方面有缺憾，会这么难找工作？
王琼：身材吧。
记者：这个会很影响吗？
王琼：很影响，现在找工作好难的，比如说我去应聘吧，就是说要不我身材不好，说我人太胖了，要么就是说我经验不够。
记者：没有找到工作这个事会不会给你的心理压力特别大？
王琼：很大。因为在家里面父母总是要说，我在家里面好吃懒做，反正这些话都是来打击我叫我去找工作，但是我努力过，他们不谅解，我也没有办法。
记者：你也不愿意继续和他们沟通?
王琼：和他们说不通。因为上一辈的人和我们这一代，我觉得是两个世界的。
解说：天亮之后，社工吉嘉会抓紧时间和王琼的家人沟通，争取让他们早点回家；除此外更重要的是，吉嘉会为王琼的就业做跟进服务。在上海，有很多针对社区青少年就业心理和就业知识的培训。
徐慧丽：那么对于培训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孩子，有就业可能的，我们都会推荐他去各样各种的岗位去尝试，我们觉得可能各方面条件暂时还不太成熟的，我们可能会和我们的劳动部门一起推荐他到一些见习基地进行见习，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很完整的综合的这样一种辅导和指导，帮助这些青少年能够踏上适合他的一个工作岗位。
记者：您怎么看职业教育对于这些孩子的一个重要性？
佟丽华：如果不给予政府花钱的职业教育，去吸引他，他就可能走上我们说的没有单位，父母不管，也管不了，也没有学校在约束，这样一种三不管的局面，一旦处于这种局面，不但增加了他在青少年时期的犯罪的可能性，而且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危险，是一种负担。
记者：职业教育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疏通的管道。
佟丽华：那当然是这样，职业教育不仅避免了他现在去犯罪，而且能够保证这个孩子，将来有一技之长，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解说：在社工的帮助下，王琼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份在印刷厂做文员的工作。除了她之外，另外60多名入住过中途宿舍的社区青少年，都可以享受到像就业指导这样的跟进服务。
韩晓燕：中途宿舍就是孩子在外面跟回到家庭之间的一个桥梁，社工能把自身的资源、跟家庭的资源、跟社会的资源能够最大化地运用到他的困难的解决，问题的解决当中去。
记者：他们其实是一个连接孩子、学校、家长、社会的一个纽带和桥梁。
徐慧丽：对，我们把这个桥梁美化了一下，称之为彩虹。
解说：为了让社区青少年能持续地得到好的影响、帮助，早日实现预定的服务目标，浦东区的社工还创办了一个为社区青少年提供服务的固定处所——彩虹中心。
第五部分
解说：这是彩虹中心的舞蹈培训志愿者小胡.小胡今年21岁,曾经是一名社区青少年,去年的一个深夜，因为没有工作而在街头游荡的小胡，被做深宵外展的社工发现并带到了中途宿舍。
记者：你是彩虹中心的志愿者，是自己来的，还是被王老师拖来的。
小胡：我自己来的。
记者：做了这一年有什么收获吗？
小胡：帮助了蛮多孩子。
记者：真的假的？
小胡：真的，让他们看看那些“东方110”，还有那些“案件聚焦”，那些青少年触犯法律以后得到的惩罚、制裁是什么样子的。他们都会觉得很害怕，所以玩可以玩，但是不要玩得太过分，不要出去闯祸什么的。
记者：这个跟过去会有很大的差别吗？
小胡：过去人觉得没有精神，无精打采，人会很堕落。自从到彩虹中心以后，人的心情就打开了 ，觉得凡是做人，做到一段时间总得给自己创一番事业出来，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解说：曾经无事可干的小胡，现在拥有一份月薪三千的厨师工作。目前他正在积极地学习法语，准备过几年到法国做厨师。
记者：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是什么事情改变了他？
王卉：我们没有跟他多说什么，我们其实就是引你做志愿者，然后你跟孩子发生有一些冲突，我批评的是你，我不会批评他，因为你现在作为志愿者，你就成人了，你是个大人了，你应该维护彩虹形象的。
记者： 他是在做志愿者的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地改变了？
王卉：对，慢慢转变自己。
魏延军：欢迎各位来到彩虹中心，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尝试一个画画来读心理的这么一个活动，大家请先听我的要求，然后我们会给大家留20分钟时间来作画，画一个任意你想象喜欢画的形象。
解说：这个游戏名叫图画心理学，组织游戏的魏延军是一名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也是彩虹中心的志愿者。而参与游戏的孩子，全都是社区青少年。
画完画后，孩子们开始按照老师的要求做分析。
魏延军：你来。
学生：我一眼就是发现这幅画，显然作者是站在室内看着室外，就让我感觉他每天关在房子里面，整天盼望着出去，然后紫颜色的颜色有点凄凉，我发现他的心情有点忧郁或者是有点郁闷。
魏延军：来讲一下。
学生：我哥以前经常出去，一出去晚上就不回来。那时候我喜欢看外面，看外面就看月亮，这个月亮画的不是满月,画的是残月，就是想我哥什么时候回来，回来经常就挺晚了。
魏延军：跟哥哥的关系比较好，跟父母的关系呢？
学生：没有跟哥哥关系好。
老师：平时跟父母交流多吗？
学生：不多。
魏延军：父母谈学习喜欢听不喜欢听，你们喜欢听吗？
学生：平时都在学习再回到家又谈学习我觉得有点过了。
魏延军：我们历次跟大家做活动，经常遇到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就是跟家庭的，跟父母的关系的问题。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采取沟通的方式，当你一旦把你们心里的想法平平静静地告诉你的父母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可能开始理解你了，开始给你更多的自由，开始让你走出去。
记者：这个游戏是怎么来的，设计它的初衷是什么？
魏延军：有很多孩子他是有一定的，有过一些过错的，其实他非常难打开他的内心，那图画心理学有很大的好处，就是通过图画这个媒介，它让人自然而然就开始找到这个话题，开始打开这个心理了。
记者：你跟他们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交流，你都看出什么问题来了？
魏延军：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跟家庭之间的那种很紧张的关系，非常大的矛盾冲突，然后还会看到很多孩子整个心境的压抑和阴影，有一些忧郁能够看出来，能够看出来心境上有一些普遍性的东西。
记者：你有没有什么提醒告诉他们平时自己应该怎么排遣这个情绪？
魏延军：第一个我觉得就是确确实实要有法律的意识，不能触犯一些底线，法律的底线，第二个我觉得还是要立足于沟通，立足于通过沟通来解决问题。
解说：中途宿舍、街舞训练、图画心理学游戏，都是彩虹中心服务项目的一部分。而整个彩虹中心只有一名管理人员，她就是社工王卉。
记者：怎么想到要创办这个彩虹中心呢？
王卉:就是到香港去进行首批的培训，他们那边有青年空间，就是给一些青少年组织在里面参加活动参加义工参加一些培训。在我们上海市所有的社区居委都有老年活动室。
记者：恰恰相反。
王卉：对，唯独没有我们青少年活动中心。
解说：从香港回来后，一个内地版的“青年空间”——“彩虹中心”，在浦东区花木街道联洋社区正式启动了，这是上海市第一家以社会工作为主导的青少年活动基地。联洋社区和浦东团区委等部门,为彩虹中心送来了活动设施、通讯设备、办公物品,此外,他们还提供一些经费。
记者：这几年您的工作是一个什么状态？
王卉：高负荷、高压力。2005年7月6号启动了彩虹中心，一直到现在可以讲晚上没有不超过9点回家的，通宵也是很正常的事。
解说：彩虹中心创办两年来，除了舞蹈培训和读画心理学游戏外，还拥有心理咨询热线、礼仪培训等众多服务内容；随着项目的拓展，像小胡和魏延军这样义务来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彩虹中心的志愿者现在一共有60多名。
王卉：他们都是有工作的，下了班以后赶到我们这边来，就是我们的志愿者很辛苦。
记者：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吸引到这儿来的？
王卉：可能就是一个爱心奉献吧。
小胡：看到那些小孩子他们一点点地懂事，我很开心。
魏延军：开始觉得自己有能力开始给社会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就会来做，做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很开心。
解说：现在，志愿者已经成为社工们不可缺少的帮手。在浦东区，共有600多名志愿者和社工们一起为社区青少年服务。
徐慧丽：这些志愿者以学心理学的、社会学的以及法学的为主，那么这些志愿者在社区工作，在热线服务，以及在项目化服务过程当中，跟我们的社工起到了非常好的呼应作用，甚至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工作资源。
解说：在上海市19区县中，参与青少年社工们一起为社区青少年服务的志愿者，一共有4800多名。
韩晓燕：如果是把所有义工的钱、志愿者的钱Volunteer的钱，全部付工资的话，他的工资可能就要涨一倍。
记者：他们的这种无偿的付出和奉献，可能是节约了很多管理社会的成本是这样的吗？
韩晓燕：对。
蔡忠：我们讲的三句话18个字，就是“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多方参与”。大量的公共参与，就是志愿者共同参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上海特点的这样一个新型的预防犯罪的体系，实际上也是对新型管理结构的探索。
徐慧丽：相当一部分家长对我们的社工反映非常好，曾经我们有一个社工转了一条家长给他的短消息给我，就是说，我们全家一辈子铭记您的恩德，然后还加了一句就是说，我们整个小区的居民也对您感恩戴德，我也挺感动。
解说：除此之外，社工模式的引入还大大降低了上海市在预防青少年犯罪方面的资金投入。
蔡忠：在预防青少年犯罪这件事情上，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机构里面，总的投入一年大概是2500万,人均成本大概是380块钱。但是如果说这些青少年违法犯罪，他到少教所或者少管所以后，他的管理成本每一年是两到三万，全国的情况大概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它要多出80倍左右。
解说：专家们还认为，社工模式进入上海四年来，青少年社工在社区的知晓率越来越高，社工们的工作手法也越来越专业。
韩晓燕：社工的工作手法一直是按照专业化在走，这些社工的成长是非常快的。
记者：就是说这些队伍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
韩晓燕：应该说在全国来说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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