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讨论被指屏蔽百万医护人员声音

　　在关于医改的公共大讨论中，全国600万医护人员的声音几乎被屏蔽，因为他们被很多人看成是问题的一部分。

　　就在医改方案临盆之际，医院院长们纷纷借助多个公共平台建言献策。本月9-10日，中国医院院长年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11日，由《南方周末》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中山市卫生局以及国家健康科技产业基地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医院发展论坛中山峰会召开。不少精英院长马不停蹄，同时现身两个论坛，而本报记者也借机对他们做了贴身采访。

　　“最近以来医院院长们的话题中心都是医改，但从来没有人征求过我们的意见。”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杨银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也想参与医改，不仅是利益攸关，还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责任与情怀。”

　　“我们要从改革的对象变成改革的参与者。”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石应康说，该院是当今世界上单点规模最大、床位最多的医院。

　　在目前的体制下，“公”立医院在资金来源上已然不 “公”——平均而言，政府财政投入只占公立医院成本的8％，大型三甲医院可能只占6％，而本报采访的一些大医院甚至低至1%，再加上医生的服务价值不能在正常体系中得到充分体现，造成了医院和医生以药养医、诱导病人需求等制度性趋利行为。同时，中国医疗保障体系欠缺，看病贵由此衍生为一大社会问题。

　　有些令人意外的是，院长们并未因此就希望政府把公立医院包下来，相反，他们一致主张：政府应该保障基层医院的支出，并把基层医院发展成提供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的阵地，而大型医院则可以面向市场而不需要政府来养，但是必须在医院内部引入公司化的管理体制，赋予医院管理者现在所没有的人权、财权、决策权等和公司CEO类似的权限，以此在市场中竞争，并把大型医院建设成科研重地。

　　也就是说，对大型公立医院而言，机制比所有制更重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院长们都同时认识到信息技术对医疗、政府监督，特别是医院管理的极端重要性，信息化有可能是中国解决医疗这个世界难题的一个突破口。

　　“数字化医院的管理对传统医疗模式的冲击，在全球是一个发展趋势。”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耿庆山在本报参与主办的中国医院发展论坛上说，“这在帮助政府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可能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医改应该有两个目的：一是政府建立保障体系，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二是要保障医疗卫生事业自身的发展，保护600万医护人员的积极性。”院长杨银学说，“这两大利益群体必须兼顾，伤到任何一方，这个改革都是不成功的。”

　　院长是官，还是职业经理人？

　　“现在很多院长的首要目标是做官。一个成天想着当官的院长，能当好院长吗？在国外也有很多公立医院可以做得很好，所以最重要的不是产权改革，而是机制。”

石应康

　　石应康 口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

　　本报记者 赵小剑 采访整理

　　从晚诊晚治到预防

　　中国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很多机制做出了符合中国特色的创新，但我觉得在医疗领域却是简单地模仿美国，以为通过市场的方式能为老百姓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我个人认为，这是无法实现的。

　　现代科技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晚诊晚治的技术、设备和药品，医疗费用爆炸式地攀升。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治疗肿瘤的药，一个疗程要花二三十万，平均只能延长病人3个月的生命，结果是非常令人沮丧的。

　　像我岳父，他是老干部，一等残废军人，医疗费用全部报销，因为心肌梗塞，在我们医院住了5次院，做了搭桥，又放了支架，总共花了六十多万。如果他需要全自费，我也会觉得很困难，因为我一年的收入也只有十几万。

　　高技术密集的晚诊晚治，中国受不了。中国是一个没有完成工业化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的国家。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来做养老保障。而且老人有的病是治不好的。以前传染病很好治，常见病、多发病也比较清楚，现在的癌症、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哪个治得好？连发达国家都治不好，你就拿钱去耗吧。

　　所以，再也不能走以治疗为主的路子了。中国走的路是全世界不发达国家未来要走的路，那就是从晚诊晚治变成早诊早治，从早诊早治变成预防。

　　中国一定要发动社区，做疾病的预防工作，做健康管理。预防和健康管理的工作是不能赚什么钱的，政府应该承担起来。

　　现在的社区医疗主要分为两块——社区医院和社区服务站。现在大家关注的是医院，有了病怎么治，怎么治得便宜，从来没有想到社区有没有合格的初级医生，能够像邻居一样，给社区的住户经常打打电话，串串门，在电脑上记录一下这家人的疾病遗传史、家族史、不良嗜好等等。中国医学教育是沿用前苏联的模式，是传授知识和做研究型的，没有培养起这种人，而且现在培养的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工作。现在的许多医生只有理论，读了很多书，读了很多英语，但是不会看病。

　　大医院的任务是什么呢？是疑难杂症，是小医院对付不了的病。我们正在做一个国家科技部的项目——区域性协同医疗教育服务的示范工程，主要是由我们给社区医生提供一个诊疗模板，常见病如何处理？哪些病该做手术？哪些不该做手术？并帮助社区医院通过网络会诊病人。这种做法可以培养大批社区医生。我们希望以后在我们这种大医院不看初诊病人，一二级医院处理不了才到我这里来，而且病人来之前，他的所有信息都已经通过网络传到我这里来了。

　　机制比产权更重要

　　我们医院每年从财政获得的拨款只有一千多万，主要用于给1200名退休职工发工资。其他来自财政的还有一笔设施改造费，其他就什么也没有了，只能靠自己挣。

　　听说医改方案中有人建议把医院财务改成收支两条线，我认为这样做最后的结果绝对是最好的医生在公立大医院看最少的病人，然后都跑到民营营利医院多看病人。因为你没有一个机制让医生体现他的价值。

　　除了医院编制内职工的工资和医院运营的费用要自己挣以外，医院的人事权院长也控制不了，比如编制内的职工能进不能出，比如有编制的院工也可以休教学假，而外聘的年轻医生就不能评职称等等。我们医院人事管理制度还是沿用1978年的制度，我作为院长也无能为力。

　　院长难当，关键是你的制度是让他当官呢，还是当职业经理人？现在很多院长的首要目标是做官。一个成天想着当官的院长，能当好院长吗？在国外也有很多公立医院可以做得很好，所以最重要的不是产权改革，而是机制。

　　要搞清楚作为一个院长，核心业绩标准是什么，我认为一是要这家医院能否承担起社会责任，给老百姓选择适宜的技术，有很好的医疗质量和效率，二是怎么使医院的运行管理符合中国特色，保持低费用运行，三是如何把员工凝聚起来，形成好的团队文化。

　　现在，医生从SARS时的“白衣天使”变成了全社会的敌人，人们对中国医疗体制的不满，怨气全发到医院里来了。

　　医生的培养无法速成，一个好医生需要许多年的训练，包括职业技能、职业精神的培养。这种与人生命有关的职业就要求必须让最优秀的人才来从事，否则就会乱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