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一代人师

　　人物

　　西南联大，在战火中画出自己最灿烂的轨迹。但是，她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严格地说，她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此前10年甚至20年变革和积累的一个结晶。

　　因此，我们把目光投向变革时代的大学校长。

　　张伯苓，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创办南开学校。

　　“私立非私有”

　　天津南边有一块盐碱荒地。张伯苓在此建起南开中学，此后一路“南开”，一直开发到有名的八里台，创办起民国时期最著名的非教会办的私立大学——南开大学。

　　从盐碱滩到桃花源，全靠张伯苓到处托钵化缘、一砖一瓦挣来。在抗战前30余年发展中，张伯苓为南开系列学校募集数百万资金，仅南开大学资产就增长到近3百万银元。

　　这样的集资成绩，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奇迹。个中艰辛，张伯苓说：“余在外所历艰难很多。”

　　1918年年底，设南开大学动议一出，张伯苓和严范孙(南开的另一个创办人、被尊称为“南开校父”)准备募集基金130万元。严、张南下，拜望多次给南开捐款的天津老乡、江苏督军李纯(字秀山)，恳请帮助筹款。遍访各省大员，募集大洋8.5万余元。

　　开办的钱勉强够了，日常开支还没有着落。张二次南行，重访李纯。李纯病重，未能谋面。他让人转告，筹集基金一事，他自有办法。1920年10月12日，张伯苓回到天津不到两周，李纯因病自杀。临死前立下遗嘱，将家产的四分之一(约合50万元)捐给南开大学作为永久基金。

　　张伯苓以南大董事会名义，推举李纯为大学创办人，李纯之弟李馨为南大基金保管人。南开兴建一座礼堂，命名为“秀山堂”，在堂前立李纯铜像。

　　每年李纯忌日，校方举行纪念活动，由张伯苓出面，邀请李纯家人，包括李的故旧部下、妹妹等人，前来铜像前致祭。天津各报竞相刊载，传为佳话。多年来成为传统，直到抗战爆发。

　　张伯苓的募捐成就如此斐然，最根本的还在于他始终奉行“私立非私有”原则。

　　张伯苓有两个坚持：不以办学为晋身之阶，不以办学为求富之道。

　　南开的经费完全公开，每年的账目都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张伯苓曾说，谁要查当月账目，他可以5分钟内告诉你。南开教授的工薪最高为每月300元，他的工资却一直定格在100元的水平上。教授们住的是南开院内绿树环绕、宁静幽雅的百树村，他却住在陋巷的3间小房里30年安之若素。

　　张伯苓有一句名言：“用军阀的银子办教育，就如同拿大粪浇出鲜嫩的白菜是一个理儿。”有时候，他还是会做一些妥协。1919年5月上旬，触犯众怒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递交辞职书，悄然来到天津，表示愿捐1万元，资助正在筹建中的南开学校大学部。张伯苓正苦于建校经费短缺，一时心动，准备聘任曹汝霖为南开大学部校董。留日、留美同学会相继寄信南开，表示异议和不满。张伯苓接纳多方意见，取消聘任曹汝霖为校董的计划，拒绝曹氏捐款。

　　“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

　　张伯苓说过，大学校长，第一条找钱，第二条找人。找钱，他找出了艺术；用人，他也找到最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大学最要者，即良教师。”南开虽小，却聚集一批大教授，包括后来任职西南联大的化学系系主任杨石先、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商学系系主任丁佶、化工系系主任陈克忠、中国近代数学的开创者姜立夫等等。

　　耶鲁大学博士、南开商学院教授何廉曾多次面对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高薪聘请，且工作和职责都更自由自在。他在《何廉回忆录》中写道：“张校长站起身来，极其热情而真诚地说，我应当留在南开，因为南开比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更需要我。他答应对陶教授说明我的情况，并且提出从大学预算中拨一部分款项供我下一学年研究之用。他还建议减少我的授课时间。我深受感动，当即决定留在南开。我向他建议在南开成立一个研究机构，他同意了。”——这就是后来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的南开经济研究所。

　　吴大猷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毕业于南开大学，曾留校任教。他的一番话或许最能说明教师之所以选择南开的原因：“我以为一个优良的大学，其必需的条件之一，自然是优良的学者教师，但更高一层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使其发展他的才能。”

　　南开经常处于亏空状态，但张伯苓有这样的信念：教育机构的账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若在年终银行账上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没有充分利用这些钱办件好事。张伯苓总是尽可能将每一分钱用在学生和教学上面。

　　教师们更为满意的，还有南开机构精简，办事效率高。曾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的柳无忌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这位天才的领导者，他以身作则，引导人们如他一样地为"公能"的理想服务……”

　　需要指出的是，南开的教师和行政人员往往是交叉任职的。秘书长黄钰生曾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注册课主任伉乃如是深受学生喜爱的化学教师，华午晴是建筑能手，喻传鉴则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

　　“考察教育便是考察社会”

　　张伯苓曾形容自己，“40多年来，我好像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只需不断地向前滚，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头会愈滚愈圆，路也会愈走愈宽的。”

　　1898年，英国以武力强迫日本转让对威海卫的租借权，张伯苓在北洋水师通济舰上实习，亲眼目睹“国帜三易”，深受刺激。“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次，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梁吉生教授说，张伯苓一生最大的困难，不是从没缓解的筹款压力，而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教育向何处去这个大课题。

　　北大教授陈平原认为，张伯苓发展出一种迥异于北大、清华的“实业兴学”路线。南开之“私立”，不只体现在经济上的自筹资金，更落实为文化精神上的“特立”与“自立”。

　　终其一生，张伯苓的“实业兴学”路线都面临非议。《何廉回忆录》写道：“他不欣赏自由教育，事实上在南开大学的课程表中看不出自由教育来，他的定向是鼓励职业的、实际的和技术性的学习。”

　　晚年的张伯苓逐渐认识到人文精神养成的重要性，8年的西南联大岁月，也给了南开更开阔的视野。1946年后，南开增设中国文学系。

　　上世纪20年代，张伯苓经历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刻。1924年，南开大学商科学生宁恩承，向学生会主办的《南大周刊》投稿，名曰“轮回教育”。“轮回”就是转圈子。作者指出，有两个等级不同的圈子，一是国内升学圈子，从中学到大学，又从大学再转回去教中学；另一是为出国留学圈子，先到美国去，在美国混上几年，然后再从美国转回来，回国教大学。作者进一步问道：“这样转来转去，老是循着这两个圈子转，有什么意思呢？学问吗？什么叫做学问！救国吗？就是这样，便算救国吗！”

　　这篇文章的确切中近代新式教育的两大弊端：第一，学校所教授的内容，严重脱离社会实际。在张伯苓的刻意追求下，南开学校的欧美化倾向十分严重。1924年前后，南开学校的学制来自西方，教科书不是英文原本，就是英文译本。据说南开大学生物课上解剖用的蚯蚓也要美国货，只有这样，才能和美国生物课本上的蚯蚓一致。

　　第二，教育改造社会的功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以南开1931至1933年毕业生之职业调查为例，从事教育的高达33.12%。

　　文章一出，全校教师哗然。一些留美归来的教师，对此种言论大为不满。为了调解师生间的这场争执，张伯苓召集学生代表开会讨论。双方僵持不下。张伯苓以退为进，出走北京。师生间的争执还在继续。“现双方各走极端，学生们仍按时上课，秩序井然。唯无教员到班教授。于各种罢课中，此类罢课办法，尚属创闻。”

　　1925年年初，在南开学校董事会调停下，师生双方达成谅解。学生会致函张伯苓，向校长道歉，明确表示愿意做出某些让步。

　　“轮回风波”告一段落，但余波未平。1925年4月，南开的80余名同学联名上书校长，要求张伯苓改变教育方式，除了外语课以外，所有的课程应该一律改为国语讲授。

　　张伯苓开始反省自己的教育思想：“此种教育既非学生之需要，复不适于中国之国情，等于小贩经商，行买行卖。”

　　1929年，他先后访问美、英、意、法、瑞士、德、丹麦、挪威等国，历时9个月。这次考查，是他学习西方教育的转折点。他说，以前是研究学校的组织和外形，“现在考察教育便是考察社会”；以前觉得美国“样样都好，恨不得样样都搬到中国来”，现在知道，人家好是人家的，“教育宗旨不可仿造，当本其国情而定”。“土货化”改革拉开序幕。新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重新定位南开：宗旨是“知中国，服务中国”。

　　改革之后，南开风气为之一新。何廉领导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开始发布享誉中外的“南开指数”，包括“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天津对外汇率指数”等。

　　当年何廉的研究生、后来担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的杨敬年回忆说：“比如何廉讲的财经学，讲的都是中国财政，而我在大学读的英文教材，讲的是印度的财政学，所以南开大学的教材都是结合中国的，比如编写天津物价指数啊，研究中国经济的问题了，理论结合实际，结合得非常密切，这个是在当时一般国立大学都很少有的。”

　　从师法日本，到仿效欧美，再到“土货化”，此举一出，连蔡元培也叹服。此前，谈到张伯苓，他曾两肩一耸，做不置可否状:他吗？办中学还可以，办大学吗……

　　(文/黄卫)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