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地区”，北京的升级版？

　　部分失败的“城市边缘集团”

　　城市的规划师们在经过一连串失败后，也开始改变策略。

　　“城市发展有一个规律。人均1000美元到4000美元，城市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4000美元到5000美元，城市进入成熟期，社会结构的调整就开始了，城市生长的速度开始减缓。人均2万美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城市就稳定下来。”董光器说，北京从1990年到2005年，这15年正处在城市快速发展期，在这时期，城市的扩张和发展，谁也拦不住。“北京摊大饼是最有代表性的批评对象，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城市工业化都是从摊大饼开始的，工业产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就业、居住人口，一定会选择社会结构比较完善的老城，不依托老城，是发展不起来的。不管是伦敦、巴黎还是东京，很多首都都是从摊大饼开始的，大和小不是绝对的，你很难说北京就应该是三环内或者二环内这么大面积，像伦敦从内伦敦330平方公里，发展到外伦敦，都是一样的。城市要长大的时候，拦是拦不住的。”

　　北京50年代就提出了分散集团式。“要对中心区大团用猴皮筋箍起来，不让它往外扩展，但最后还是没拦住。”董光器说，“分散集团式”这个理念是对的，但是过于超前，“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时候提出来‘大地园林化’，城乡结合，从这个角度提出来的，认为要压缩市区规模，工业要均匀布局，要发展新城，这些和现在思路不谋而合的想法，是歪打正着。当时的中心地区发展得并不大，才200多平方公里。城市生长的内在要求还在，谁也没有力量来阻止它。”

　　现在，很多规划人士并不否认这个观点，北京的大饼也许还要接着摊下去。

　　某种意义上，在1993年北京市规划中提出的10个边缘集团就是大饼向郊区扩散的一部分。不过，规划者们已经有了明确思路，他们希望在城市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开始中心区产业疏散，由这10个边缘集团或多或少地承担起过度负荷的中心区功能。但规划师发现，他们遇到了新力量的挑战。

　　2004年北京总体规划起草者之一的规划师王凯介绍，1993年的规划就把很多边缘集团作为卫星城来考虑以实现“多中心”，但那时候这些新城的建设主体是区镇政府，他们有自己区镇发展的利益考虑，很多时候没法全盘进入北京规划的视野，“因此，往往地区利益消解了最终目标”。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高扬说，90年代规划望京是个新城，望京规划总占地面积为17.8平方公里，居住人口为33万，能提供11.5万个就业岗位，“后来几次修改，把工业区都变成住宅区了”。目前望京地区的人口达到18.15万人，而为望京地区内部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足2万个，由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陈春妹、刘欣调查撰写的《望京地区交通症结浅析》指出，这些年，望京地区用地功能的变化其实很大，增加的居民用地达254.7公顷，这是以占用绿化用地106.6亩和占用工业和工厂用地148.1亩为代价的。

　　几乎每一个边缘集团都遇到了类似问题。“清河原来是工业区，产业‘优二新三’后，企业不景气，也卖地，本来一个工业区全变成住宅区了。这就让矛盾恶化了，产业都没了。回龙观和天通苑，是昌平想沾城市化的光，拼命想把触角伸到市区，因为靠近市区的地开发住宅好卖，结果住宅越盖越多。”董光器说，“通州本来是老工业区，是整个郊区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可是1992年以后，这个区域里，发展经济过分注重住宅开发，村村搞开发，把工厂和仓库全拿出来搞住宅。现在通州发展产业容量不够，通州现在40万人，可是其住房开发可以容纳80万人。现在通州产业没地了，即使它现在想发展文化产业，也没有用地了。本来它的人均GDP1000多美元，正是工业发展的时候，把用地给消耗得差不多了。”

　　北京市区用地也少了，需要寻找新的开发用地，同时郊区为了发展也往市里挤，这样城市中心区的扩张难以控制。这些以调整结构为目的的城市边缘区反而加深了城市的结构性矛盾。北京试图通过扩张边缘区来压缩中心区的办法，在实际操作中，成了把中心区这张饼越摊越大。到2004年北京规划中，这些当年作为郊区开发的边缘集团，都已经成为中心城区的范围。接受采访的观察人士认为，“最新的总体规划，提出中心区人口到2020年控制在850万，这可能有点理想化”。

　　“我们又一次被地方的开发利益打败了。”董光器说按照他的经验，北京中心区这张大饼上现在盖的住宅，可以装1000万人，但是就业岗位不能满足500万人就业。

　　“就是仅仅为了要满足到500万就业岗位，还要增加60到80平方公里的产业区。北京中间地区已经饱和，不可能再获得新的建设区域，因此必须向现有的城市外围发展。”加上仍需要大量转移的产业，北京要进一步调整城市结构，需要寻找城市增量——新的土地和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