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杜福海
2007年12月8、9日两天，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在北京召开了“推动律师参与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专题会议，22个省律师协会秘书处负责人参加会议。国务院农民工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汪志红到会发表了1个小时的长篇专题演讲，介绍了我国农民工问题的相关政策，以及党和政府在解决农民工问题上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律师有着参与公益事业的优良传统，这种优良传统正彰显在农民工法律援助这一领域。
北京模式 2005年9月8日，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并接受北京市司法局的监督，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成立。
2006年1月22日晚上9点左右，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家的援助律师时福茂突然接到了一个农民工的求助电话。电话里带着急促的语气说有五十多个民工为了要工钱在工地上和老板发生冲突，眼看就要出事。
时福茂律师听到这个消息，放下电话立即向工作站佟丽华主任汇报。援助律师的本职工作是运用法律维护农民工的权利，对这种情况完全可以让他们向公安或其他部门求助，可考虑到当时情势紧张，如不尽快处理可能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局面。佟主任同意时律师的意见，让他又找了一个律师一起到工地做调解。
时福茂律师的爱人非常担心自己丈夫的安危，和他们一起来到工地，做好了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她能帮助拨打110报警的打算。
两位援助律师在工地上和老板谈了大约6个小时，最终让对方给这55名农民工支付了47000元的工资。
他们三人离开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3：30。
事后，这些民工的代表任学东在感谢信里写道：“我在北京打工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律师，这一切让我的心里特别踏实，觉得还是在北京打工好。”
徐延格自1995年来到肯德基公司打工，一直工作到2003年时，肯德基要求包括徐延格在内的所有仓储员工都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合同。
2005年徐延格被解雇，肯德基公司认为徐延格不是其员工，拒绝支付经济补偿金。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援助律师经过长时间艰苦的调查取证、申请仲裁、提起诉讼，最后与肯德基公司中国总部达成协议：不仅圆满解决了徐延格和其他当事人的补偿问题，而且肯德基公司承诺，除特殊情况外，该公司在中国停止使用劳务派遣制度，原先使用的派遣员工转为直接聘用人员，并认可其以前的工龄；新员工直接与肯德基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该案件将使肯德基公司在华数千员工至少直接受益数千万元。
截止2007年11月30日，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已经接待来访、电话和网络咨询11688件，涉及农民工68216人次；决定援助案件2423件，其中已经办结案件1529件，涉及农民工2535人次，通过诉讼、仲裁和律师调解得到支持的金额共18006348.54元，已切实帮农民工得到12319671.81元。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提前为律师行业贯彻、执行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积累了经验，为现有法律援助的创新提供了实证模式。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正在全国推广北京成立专门农民工社会法律援助机构的模式，已经有超过20个省50多名律师到北京工作站来学习考察，2007年在全国20个省会城市已经建立起类似专门社会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体制创新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法律援助问题。2006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为“外出务工农民免费提供法律政策咨询”。
然而，十几年来发展的法律援助体制已经不足以有效应对农民工法律援助这一新问题，全国律协法律援助与公益事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佟丽华律师介绍了新问题的具体表现。
一是程序上复杂。现行法律援助体制一般是当事人先到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援助，符合要求的指派社会律师办理该案件，这造成农民工要跑两个地方并至少将案情述说两次。
二是获得法律援助的审批条件严。依照相关规定要获得法律援助应该提供一些基本证据，比如要求提供劳动合同一项，超过90%农民工都无法提供劳动合同，绝大多数欠薪、工伤案件都证据不全或根本就没有证据，如果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严格把关，将把大量农民工排斥在法律援助大门之外等。
三是法律援助的质量很难控制。由于被指派的律师并不一定有意愿和专业能力办理此类案件，所以办案质量很难保证，农民工难以及时获得中央要求的高质量、免费法律政策咨询和引导。
北京现在每年都有超过300万的农民工，如果其权利受到侵害时不能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引导和帮助，有些农民工就可能走上绑架老板、盗窃、抢劫、围堵政府机关等违法犯罪道路。
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认为农民工问题“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意见还明确指出：“要把农民工列为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对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要简化程序，快速办理。对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法律援助的，不再审查其经济困难条件。”
佟丽华说：“对现有法律援助体制进行创新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
律师行动起来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于2006年年初下发了《关于推动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将开展农民工维权活动作为建设行业文化、树立律师行业良好形象、创新并发展律师公益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全国律协将与地方律协合作，在司法行政机关的支持下，力争用两年时间，在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至少建立一家农民工维权律师服务机构，进而探索建立由公益律师为中坚力量、覆盖广泛的农民工维权志愿者网络。”
成立于2005年年底的全国律师协会法律援助与公益事务委员会承担了推动律师参与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职责，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邓甲明秘书长和里红副秘书长均亲自参与项目筹划。很多省律师协会也都是秘书长亲自督阵，四川刘春秘书长、江西唐峰秘书长、河南许智慧秘书长、山西张晋萍副秘书长、陕西律协业务部韩力部长。工作站筹备初期，江西唐峰秘书长把自己在律师协会的办公电脑借给工作站的律师，以支持律师尽快进入工作状态。
各级司法行政领导非常重视律师为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全国律协秘书长、法律援助与公益事务委员会主任邓甲明对法制日报记者介绍说：“2006年底，司法部赵大程副部长分别到北京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和石家庄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视察并看望律师，赵副部长对这项事业给予高度评价。各地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也都得到了当地司法行政机关的大力支持。北京市司法局吴玉华局长2006年三次视察北京工作站，为该工作站的发展解决了现实问题；山西省主管副省长亲自出席工作站成立仪式；很多省司法厅局领导都对这项民生事业给予了大力支持。”
陕西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2007年5月28日成立，到11月30日半年时间里，共接待法律咨询案件663件，共受理案件120件，涉及人数353人，已办结案件53件，为农民工实际追回各种损失111万多元；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2007年3月正式成立，到11月30日已接待咨询案件886次，涉及人数1850人，受理案件共计51件，涉及人数336人，涉及金额181万多元。重庆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2006年11月10日成立，办公地点在三峡库区的腹心城市重庆万州区。截至今年11月9日，共解答来电、来访咨询515人，1243次，涉案人数共计2225人，共受理案件56件，为农民工索回工资和工伤赔偿款等共计1051219元。
2007年夏天，山西临汾发生“黑砖窑”事件期间，山西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接到在洪洞打工农民工拖欠工资的电话援助请求后，该站律师立即给洪洞县委办公室电话联系，说明山西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性质，请求协助。当地政府非常重视，不到半个小时，农民工所在乡政府即主动与山西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联系，并责令业主与农民工协商，当天就达成协议妥善解决。
在司法部和商务部的支持下，在全国律师协会和各省律师协会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下，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和联合国开发署、比利时政府的资金支持下，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在21个省展开，并且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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