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进入论坛手机读报
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所直接面对的并不是社会整体这个汪洋大海，我们总是通过和我们有直接联系的其他的人构成一个或者几个群体，生存于这样的群体中并通过这样的群体构成更大的群体；多个更大群体又构成更更大的群体，并逐步形成了社会整体。
通过一层一层的群体相互作用，我们每一个人最终成为了社会整体中的一员。个人和社会分别是人存在形态的两极，用个人――社会的范畴分析人，将人类社会复杂的、多向的、立体的存在扁平化。因此，在这样的理论模型中也是不可能获得对人整体的、正确的认识的。
采用个人――社会的范畴因为不能包含人的层次性，而人的层次性则是不可能抹杀的，所以在西方哲学之外，又产生了政治学、管理学、伦理学、行为学等分支学科，将人存在的不同层次从人存在的无限连续链条中分离出来进行研究，但是这样的分离却割裂了人存在的不同层次之间的有机联系，使其具体学科对认识对象的认识脱离了其认识对象的整体背景。西方文明中对人的这样的理解，在理论上局限了西方文明在哲学高度对人的深入探讨，具体科学的发展又脱离了哲学的指导。政治学是把国家这一人存在的一个具体层次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连续中割裂出来的，使西方哲学对国家的认识脱离了人整体连续的背景，也同样存在其理论盲区。与把国家从人存在的整体连续中剥离出来相伴随，西方政治学的理论盲区也与之产生。西方政治学的理论盲区突出表现在作为西方政治学最终结论的“民主”观念所存在的理论盲区上。
当我们把国家放在人的整体连续中来认识，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就是由不同民众构成的一个稳定系统，同时它也是更高层次的系统中的一个要素。为了清楚地说明西方政治学理论盲区的存在，进行分析之前，我们首先需要锁定我们所要分析的对象――某一个国家A，我们把国家A看做一个系统，构成国家A的各个个人、组织、部门自然地就是构成这个国家的要素，其构成要素通过相互之间的矛盾作用构成了国家A。当我们从更大的系统中来认识国家A时，国家A和国家B、C、D、E等通过相互之间的矛盾作用，就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整体，国家A、B、C、D、E等则成为这个更大范围的系统中的一个要素。西方政治学尽管解决了国家中民众和政权的关系（从表面上是可以，然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但是在国家A作为要素与B、C、D、E之间的矛盾作用处理上，则成为西方政治学的理论盲区。以“民主”理论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政权，必须能够保证其内部构成要素的利益最大化；如果该政权不能使其内部构成要素的利益最大化，这样的政权也必然地要被其内部要素所否定。这样，西方政治学的理论盲区自然地被“民主”国家利益最大化所掩盖，自然地被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所填补。
正是由于西方政治学理论盲区的存在，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才有了滋生的土壤；也正是由于西方政治学理论盲区的存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才得以大行其道。从西方文明崛起以来，先是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和痛苦记忆的、疯狂的殖民掠夺，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冷战。也正是西方政治学理论盲区的存在，至今人们还普遍信仰文明冲突论，不能对文明冲突论进行强有力的反驳。
与西方政治学不同，中国政治学的思考始终是把国家放在人的整体连续中展开的。中国的历史是在氏族没有解体的情况下步入文明的，人类社会固有的层次结构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个人构成氏族、氏族又构成部落、部落又构成更大的社会这样的历史现实，显示了世界断续与连续的统一。与这样的历史发展相一致，中国在步入文明的初期就已经形成了对人及其所处物质世界的层次结构的理论认识。《易经》以两种不同的爻（阴爻、阳爻）来标志在具体的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中所处的不同的矛盾地位的人，用有三个不同的爻（即使三个爻是完全相同的，但爻位也有区别）构成的八个经卦来表示通过个人与个人的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更大一级的范围，用由两个不同的经卦构成的卦标志大一级范围的人的集合之间的相互作用，六十四卦则构成一个更为完整的整体从理论上再现了人及其所处的物质世界固有的层次结构。
为了对同一层次中的某一具体对象进行分析，中国古人又建立了阴阳五行学说，对不同的“序”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剖析。中国古人在认识和分析世界的有序结构时，看到有序结构世界中构成不同序的具体事物各自有着其不同的系统功能和作用，是不可以相互替代的，“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曰咸，炎上曰苦，曲直曰酸，从革曰辛，稼穑曰甘。”《周易》和“五行说”所肯定的人的不同存在形态的不可替代性被后来的中国政治所继承，西周末年的太史伯则对人的不同存在形态的不可替代性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在继承了人的不同存在形态不可以相互替代观点的基础上，管子进一步提出了“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的概念，系统论述了“胜敌国有理，正天下有分”的思想，奠定了中国政治哲学的基础。管子认为“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甚多，皆有均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义也、明也、时也、似也、类也、比也、状也，谓之象。”管子认为，人民和自然万物虽然繁杂多样，但是各自有各自自身特殊的规定，是不可以相互替代的，是“皆有均”的，是各自有各自自身的不同的。各自不同的人民和万物以自身的差别为基础，通过相互联系而存在，并在相互的联系中表现了其各自的不同而“谓之象”。“措仪画制，不知则不可；论材审用，不知象不可；治民一众，不知法不可；变俗易教，不知化不可；驱众移民，不知决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术不可；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
根据人的不同存在形态的不可替代性，管子认为“先王不以一过二。先王不独举，不擅功；先王不约束，不扭结。约束则解，结扭则绝。”正是因为人的不同存在形态是不可以相互替代的，所以管子认为政治是以“正”为基础的，“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
孔子继承了管子“政者，正也”的思想，并进一步深化了管子的思想。孔子承认了人的不同存在形态不可相互替代的思想，在则、象所构成的宏观图景下，进一步指出不同存在形态的人是有其度的规定性的，为了区别不同人存在形态的度，孔子提出了标志人的度的哲学范畴――礼，“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乐者敦和，礼者别异。”“乐统同，礼别异，礼乐之说贯乎人情矣。”人的发展和人的度的完美统一，大同社会的理想也就顺利实现了，“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能够自我否定、做到以人的度来治理国家，这样治理国家有什么难的呢？不能自我否定而做到度，有礼又能怎么样呢？）
中国传统文明对国家的思考是以承认人存在的层次性为前提的，是始终不脱离人存在的整体连续的，是符合于人存在的实际情况的。放弃对西方政治学的盲从和迷信，汲取西方政治学中的精华，挖掘和发展中国传统的政治学，发扬和光大祖国的传统文明，造福祖国、造福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齐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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