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和：30年巨变让我和摄影共同成长

　　30年巨变让我和摄影共同成长

　　《新民晚报》首席记者、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理事、上海市新闻摄影学会副主席、著名摄影家雍和访谈

　　图文并茂式的记录历史、反映历史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收看这期的摄影家访谈，我们这个访谈是一系列对摄影家和作品的访问，了解中国当代社会30年的变化，今天请到的是新民晚报图片总监、著名摄影家雍和老师，我今天从机场过来的时候，就像每次来到上海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上海这个地方的气场强大，很独特，有自己的氛围，尤其是今天天气还有一点小雨。如果别开雍和老师的头衔，有两个主题词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是上海，一个是记录。

　　雍和：有一句话说假如以前的苦难或者在社会吃苦的经历是一种财富的话，只有当你回过头来你越上另外一个高度，你才能说这是财富，假如还在那里忙忙碌碌，无所作为，永远不是财富。我这个人还是有一点努力的，我把这个东西变成财富，那段经历对我来说是人生的体验，是一种经验，对我现在观察社会，观察人群，关注社会学，民俗，这些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这当中有很重要的东西，不断要思考、琢磨、总结和反思，假如你不经过这种努力，不会成为你的财富，只会永远是负担。

　　主持人：上海这个地方，对你来说它的影响是什么？

　　雍和：上海原来就是移民社会，我父母也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上海很难找到三代以内都是上海的土著，很少。城里大多数都是移民，对东西的文化，都是人群的行为、习惯、想法、思路，都是有很大的撞击。各方带来的想法，一种习惯，会冲击你，又会碰撞出新的思路来，在这样大的环境里，一定会有进取心。上海这种氛围是很好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上海也可以说在中国改革的前沿，不能说以政府为中心，另外是经济、文化的中心，既然是一个中心，比较来说要反映的是社会历史的进步或者说中国的改革30年，改革30年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在都市，因为它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那些政治、文化、经济的改革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在城市。假如用照片去记录历史，反映历史，你把城市放过去，那是不可取的，尤其你身在上海，要把上海的改革前沿，这块阵地放掉，这更不可取。你想反映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或者不说改革开放30年，就说中国近代史，把上海这块割掉，不管里面有多少荣辱，有多少耻辱，但是把这块去掉，我想不能成立的。我点点滴滴都是在记录拍电影，有大的，有小的，其中把它放在一个脉络里视为竞争。

　　主持人：这个想法是慢慢形成的吗？

　　雍和：慢慢形成的。我最早搞摄影师是82年，那个时候没有资讯，也没有网络，有限的几份报纸和刊物，大多数是商务的，风花雪夜，最多介绍国外的技术的。

　　主持人：都是什么流派的？

　　雍和：可能是几十年前的流派，比如说亚当斯密，报道摄影、新闻摄影，很少接触国内的，我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环境有关系的。那个可能会介绍有一些风险，那个资讯大多数介绍的是沙龙的，和社会实际有一段距离的，他都是美学范畴的，像画一样美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美，这是摄影的最高境界。所谓的黄金分割，所谓的明暗对比，都有图，还是像画一样，像诗情画意一样，这些都是从感端上，而且追求不是刺激的，突兀的，强烈的感觉，是一种比较平和的，吻合的，最高境界就是美。另外一方面，从摄影的记录中，传媒中往往忽视，很少反映，就是反映，可能是二战时期的新闻摄影。我们都不知道摄影可以干一些什么，只知道可以追求美，可以追求摄影比赛。直到80年代末，当时在北京，我的启蒙就是在北京，当时搞了一个北京国际新闻摄影周，就是梁少明把国外比较好的摄影编辑、摄影记者、图片总监、图片社叫过来，当时有好几个是“荷赛”的评委，获奖者，进行一个礼拜的交流。往往是上午开始，下午座谈，晚上再看片，再反复讨论。他们又带了一个展览，我记得两个展览，一个是联系图片社的回顾展，还有“荷赛”的。摄影有这么大块的天地，以前不太了解，很少了解。不是光欣赏，不是赏心悦目，可以记载一段历史，很多历史可以从这当中可以去回顾，可以提醒你给你一个惊喜，提醒你。突然觉得眼前很开阔，让你有这样理论上受启蒙的过程。

　　在之后的几年里陆续有一些刊物出来，也有周刊、报纸。再此后，改革开放变成新的载体，对外交流的天地更广，尽管没有网络，我们可以通过境外的报刊，可以看到很多。有些东西没有外来的和尚在里面是琢磨不出来，有外来的和尚把你激活了，你会产生一个飞跃或者进步。就觉得摄影原来可以这样搞。反过来你会觉得以前拍的片子浪费了，钻到死胡同里，真是可惜。80年代很长一段时间是迷盲。那个时候说你创作得很艺术，真美，尽善尽美，这是最高的奖美。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还有人夸我你的照片真美，我记得当时写一篇文章在中国摄影杂志上，我觉得那是骂我，那个时候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很多人不以为然，说最高境界怎么指骂你，我指我这块，我搞摄影，不是追求艺术境界，我追求的是另外一个史料家的事情。

　　主持人：当时是摄影观念的转变，我发现很有意思，是随着媒体的变化而变化的，比如说是有新的展示出来，或者国外的媒体观念进来，才会有新的思想进来。

　　雍和：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国像一头睡醒的狮子，开始张望国外，关注国外，全世界的眼光都在关注中国，需要进来了解，需要一些报刊杂志介绍中国，反映中国的一些他们眼中认为现实的，真实的一边，他们自己会来拍，拍的时候叫我陪同，我就看他们怎么拍。第二，他们也会带来一些画册送给我，让我看看，甚至有时候包装用的一张报纸，那个时候资讯太贫乏了，他一张报纸可以看半天，可以藏几年，太棒了，回过头来，什么报纸。当国外有需求的时候，而且他会情不自禁地，会把他的观念带着你，来影响你，不管自觉不自觉都会影响你。但是我当时有一段社会经历，我下过乡也做过工，这段经历那个时候起非常大的作用，我不是从大学刚出来，对社会一点没有了解，我有一些人生的经验，西方的国外媒体一些东西带来，有些东西对我非常有用，有些国外媒体，记得有一个人跟我说过一段话，这是很好的训练，我给他照片，看他喜欢什么，怎么采用，怎么编辑，这对我都是很好的学习。我要求他，假如采用了，稿费可以放在第二步给我，第一步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没有E—mail，最好把刊物寄给我，让我看看怎么用的，我觉得最大的财富是这个。但是当时邮局进来，海关检查，经常收不到，到后来他也不寄，就带来。这段很管用。

　　我想假如没有改革开放，外国人也不关注中国，中国那时候也没有进步，中国还是像以前那样死气沉沉的，人家也进不来，我们也看不到外面，人家也没有需求来报道、反映中国的现实，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背景，没有这样的背景，也不可能有这样的需求，没有这种需求，就没有动力，我们就可能到现在还在拍。

　　主持人：你还记不记得是不是这个影响以后，你马上去拍的照片是什么样的？

　　雍和：摄影报道很多记者认为是做专题的，假如说现在做农民工的专题，假如做城市拆迁的专题或者艾滋病的专题，我当时做了不少这样的专题，比如说91年的安徽水灾，我去了两次，在那里带了一段时间。我还关注了城市遣返盲流，在90年代初就关注了不少。后来我发现，除了工作节奏已经冲突，首先我是拿工资的公家单位的人，应该有一些职业道德，我拿的是工资，我一定要干好，要么是辞职就算了，所以这里有一些冲突。后来发现为什么我不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和这个事情相互地渗透，相互地利用起来。我在完成自己报社或者媒体的任务的同时，也用我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手法记录一些事情。这些东西也可以作为一个专题，这个专题，就可以说更大的专题，是2007年的专题，不一定局限2007年上海的 女人服装这样的专题，我可以放在更好的时代背景，我也可以做很细小的，比如2007年一个拆迁的问题，这样就比较灵活，而且我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因为我是做媒体，我做媒体知道优势是什么，它有很多尽管是网络，但是媒体有一些信息是垄断的，我们做记者信息比一般的摄影多一些，快一些。假如说我每天可以得到5条、10条信息，为什么只挑当中的一条，把另外几条放弃，对有的摄影者来说，可能一个月两个月才能得到一两条有价值的摄影信息，他就不应该像我这样，他应该抓住这一两条信息，死抓下去，千锤百炼把它做好。我每天拍两个三个甚至一天拍五个，这是我的优势，他想得到也得不到，这是我的职业关系。回顾中国这段历史，假如30年、10年、20年，这个任务是一个人，两个人完不成，肯定需要一群有自觉性，有意识的摄影人共同完成，千篇一律最不好，应该是不同点，不同角度的，这样才会完整地给后人带来回顾历史的画面。如果出书的话，从个人角度，一定有我自己的风格，我个人最有利的风格就是做专题，我不是说做专题最好，可能有一点狡辩，可能跟我自己的工作有关系，我觉得这个观点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