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电影本来就是冒险

　　李安

　　字幕：相对另类和张扬，李安的温和似乎缺乏“艺术气质”，然而他却用电影实践着一生的冒险。

　　李安：我是一直对电影会有一种幻想。

　　同期：这剑套真好看，在江湖上走来走去的，是不是很好玩？

　　李安：然后你在制作的过程，你会有很多东西破坏你的幻想。

　　同期：我以为中国人都是温顺沉默的数学天才，你正见识到五千年性压抑的结果。你说的自由自在我也渴望。

　　李安：每次离好莱坞比较近的时候，反而比较有意识地去抗拒它，我想做一些不太一样的。

　　李安：电影本来就是冒险。

　　解说：打从在娘胎里开始，母亲就怀着我，一路啃甘蔗，一路看电影，直到把我生出来。李安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出生的，他似乎要把日后踏上电影“不归路”说成是一种宿命。

　　李安：从最初到现在都是一样。我觉得电影它就是一种幻想。我觉得，我第一次上舞台大概在十七岁，我是误打误撞进的戏剧学校，接触到电影跟戏剧。

　　解说：考入台湾艺专的当年，便获得了话剧“金鼎奖”，不论是误打误撞，还是缘分天成，年少的李安相信，这个好兆头预示着他未来的电影旅途将一帆风顺。

　　李安：我一接触到它，就知道我是属于这方面的。感觉上好像不是我选择了电影戏剧，而是电影戏剧选择了我，好像做它的奴隶一样。

　　解说：抱着这份虔诚，李安决定到片场打工，但是很快这希望便成为泡影，没干几天，对方就决定不再请他。从第一次被认可，到第一次受挫，如此急切的转折，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然而这并不能让李安退却，从选择电影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与否定抗衡。那是一份来自家庭的压力，一份对父亲的叛逆的决绝。

　　解说：祖籍江西的李安，自幼生长在书香门第。父亲是一所中学的校长，治家甚有古风，教子极为严格。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逢年过节在家，还要行跪拜礼。严格的家教，加之同学惧怕父亲的严厉，李安很少有机会和同学交流。他不爱说话，沉默、内向。

　　李安：我觉得拍片对我来讲不是很大挑战。我觉得障碍比较大的是社交，得下工夫听他们讲什么东西。你到一个场合怎么跟人家去社交，我觉得这方面我觉得有很大的痛苦。

　　解说：侵染于浓厚的中国氛围，家庭成为李安成长过程中的第一视点。那些父亲形象，有的不怒自威，有的无可奈何，还有的背地里，或公开

　　地遭受着反抗。也许正是因为少小离家，漂流于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李安才更容易体会到一种在现代融合中被日渐忽略的情感，才更渴望追溯中国人传统情感的家庭脉络。

　　李安：对我来讲，他们那一辈的，把中原的文化带到台湾，然后主掌了台湾的发展很久。所以我受的是一种间接的中原文化，是经过美化跟幻想，这样的中原文化。我本身并不是在大陆长大的，从他们的口中跟教育里面，我们想中国大概是一个怎么样子。然后我们也在那个传统的规范里面生活。所以我常常想到中国的文化，常常跟我父亲的形象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刚开始没有人给我剧本，我也没有办法施展拳脚去拍武打片。我都自己写剧本，当然是写一些我最熟悉的，这常常都是从我父亲开始。

　　同期：年轻人长大了，有他们自己的意见，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解说：1973年，李安做了一个让父亲十分愤怒的决定，报考戏剧电影系。在这个传统家庭里，从事演义事业，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李安：其实我觉得，这三部曲里面，父亲其实不晓得该怎么办。他只是演一个父亲的形象，可是里面都空了。我觉得像纸老虎的味道，他知道这个社会是靠父系在运作的，所以他只要演父亲那个扑克牌脸，下面的人自己就会整合，就会运作，然后日子就可以照常过。其实这个世界已经变得他没有办法掌握的。

　　解说：艺专毕业后的李安，不顾父亲的反对，跑得更远，跑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因为那里有他心目中的电影圣殿。他先后在伊利诺斯大学和纽约大学学习戏剧和电影，并陆续拍摄了《追打》、《我爱中国菜》等多部16毫米电影作品。然而，就是这个给大导演斯派克.李打工的儿子，却被父亲认为是有损颜面，李安成为家庭话题的禁忌。

　　李安：我也没有说服他，我就是我行我素。是用时间来证明，长期抗战嘛。

　　解说：长期抗战没能说服父亲，但也没能改变李安的执著。二十年过去了，看到固执的儿子仍然沉醉在银幕世界，毫无悔意，当然也因为看到儿子一次次捧回国际大奖，同样固执的父亲终于举手投降。

　　李安：他自己有时候，也抓不到那个权柄，也不晓得该怎么办，也不晓得怎么样去适应。所以他有时候不讲话比讲话还好，所以我的父亲会有那个样子在电影里面。其实不是心里迷糊，他有时候是装迷糊。所以一半是讽刺，一半是关怀。就像我对我父亲的感觉。其实我拍《父亲三部曲》他都没讲什么，我不晓得他喜欢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