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集：世界是平的

　　“生于1977”第二集《世界是平的》

　　77年上大学的那批学生被称为“集体成才”，他们不仅赶上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还赶上了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第一次出国留学大潮，很多77级大学生都有过出国留学的经历。

　　如今，这些77级留学生大多回到了国内，而且成为了中国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受益于改革开放的他们，更把“让中国真正融入世界”看作自己的使命。今天我们就来讲讲77级留学生的故事。

　　一、国门遁开

　　1977年，有两件大事在中国引发了热潮。一件是中国历史性的恢复了高考，数以百万的青年人有了靠公平竞争来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而另一件，则与一篇报告文学有关。这篇题为《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讲述了数学家陈景润不畏艰苦、攀登数学高峰的故事。一个世界级的数学难题，竟能被中国的科学家破解，这一下子点燃了全国年轻人的热情。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全国人民对数学，特别年轻人对数学都狂热了。”

　　就是在这一年，两个来自不同城市的年轻人，汤敏和左小蕾都报考了武汉大学数学系,他们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摘取“世界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当时报武大理科系的学生有一半是报的武大数学系。所以呢，进大学不容易，进武大数学系也很不容易，那进武大数学系的女生，当然是更不容易啊 。”

　　因为成绩优秀，思想活跃，汤敏和左小蕾一上大学就分别当上了班长和学生会主席。就在他们开始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的同时，1978年国门初启，国外的新闻、外国人的生活方式，还有流行的东西，也开始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灰色和蓝色渐渐不再是人们服装的主色调，即使排队也要到理发店烫个头发，也是当时很多大城市里最时髦的事情。

　　对于刚刚进入校门的77级大学生来说，对国外最直观的印象，则来自当时刚刚开始引进的外国电影。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看完了以后，确实非常的震惊。一晚上在想这个事情，觉得这才是现代化，现代化的社会是这样的一个社会。以前根本就不知道，我觉得那个电影对我当时刺激非常的大。”

　　为了中国也能实现这样的现代化，汤敏、左小蕾和同学们更加发奋努力地学习，但数学专业怎么和现代化结合，他们当时并没有太多概念。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一件改变了他们人生轨迹的大事。那是一个下午，老师把汤敏和左小蕾叫到办公室谈话。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经济系的系主任找到我们数学系的系主任，就说因为文化大革命没有开放，他们现在看不懂国外的经济学的文献，因为太多的数学，他说能不能够在你们数学系挑一些学生，同时去学习经济。”

　　汤敏和左小蕾都被选中加入跨学科计划，同时学习数学和经济。不过，虽然他们比经济系学生更能看懂数学公式，但因为当时还是计划经济，很多西方经济学原理他们都感到晦涩难懂。当时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位老师曾经出过国，他告诉汤敏，要想了解真正的市场、学懂经济学，最好还是去国外亲眼看看。

　　1979年的春节，汤敏在家看到这样一则新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美国，在欢迎的人群中，有一群黄皮肤黑眼睛的年轻人，他们是一个月前被公派到美国的52名留学生。而邓小平的这次美国之行，也把留学机会带给了更多学科的中国学生。三年后，汤敏和左小蕾在大学毕业之际双双被选中公派出国。那一年，爱情也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开花结果，虽然是新婚，但按规定夫妻俩不能去同一个国家。于是两人不得不天各一方，汤敏去了美国，左小蕾去了法国。

　　中国大量派遣出国留学人员，不仅国际舆论视为中国开放的信号，而且也得到了大量海外华人的支持。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当时就设立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计划”，招收中国学生到美国攻读学位。和汤敏、左小雷同在武汉大学的于刚，当时就为这个计划所着迷。

　　戴尔全球采购副总裁于刚：“他当时跟美国60所最好的学校联系，每年从中国招收大概一百多一点学生，大概几千人报考，。国应届毕业生，甚至大学三年级的也可以报考。”

　　从小痴迷于科技的于刚，一直把李政道当作偶像，恢复高考之所以选择物理系，也是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和偶像一样拿诺贝尔奖。

　　于刚渴望着能出国跟随榜样学习，可这个出国的机会能属于他吗。上大学前，于刚只是一名拖拉机厂的工人，外语对他来说就像天书一样,外语不过关考试又怎么能过呢。

　　戴尔全球采购副总裁于刚：“英文连ABC都没有学过，两百多块钱买一个录音机给我，那是我家里对我来讲最大的一笔投资。当时我用的录音机，听了很多《美国之音》，还有《学英文》、《英文900句》。”

　　毕业前夕，于刚参加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的考试，终于拿到了李政道奖学金。

　　戴尔全球采购副总裁于刚：“当时考的成绩还挺好.包括芝加哥大学、康乃尔大学，都给了我的那个录取。”

　　从1979年到2000年，中国通过选拔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超过了45万留学生，而这并不是留学生的全部。当时在北大念书的77级学生海闻，也一直渴望能获得出国学习的机会。

　　1980年，北大经济系开始选拔第一批公派留学生。住在海闻上铺的同学易纲被选送去了美国，但海闻却和这次机会失之交臂。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我）年龄相对比较大，英语也不行，数学也不行。1980年北大派了三个，就从我们77届里面公派出去出国，他需要年轻、英语好、政治表现好，我们当时班里，最后大家选拔的易纲就出去了，对我就比较冲动了 。”

　　就在海闻感到公派出国希望渺茫的时候，曾拖累他的海外关系却让他的人生出现了转折。随着国门开放，久居美国的舅舅很想回国来看看。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他后来也很爱回来，回来以后当时也提出来，我要有机会出去的话，他们就支持，所以这样的话我就开始动了自费留学的念头。”

　　舅舅告诉已经上了大三的海闻，要想出国，直接写信给美国的大学申请就可以了。可对海闻来说，一切却相当复杂。当时的大学生，毕业分配去向由国家决定。没毕业就自己决定出国，既不是公派，某种意义上又不服从毕业分配，这能行吗？当海闻把留学申请交到北大人事处，连老师都为这个小伙子的大胆吃了一惊。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并不像现在那样，你知道怎么出国、考托福、考GRE，路是很明确的。只要你朝这个路奋斗就是。那时候怎么出去都不知道。”

　　七、八封申请信寄到美国都石沉大海，直到上大四前的那个暑假，海闻终于接到了美国长滩加州州立大学经济系的回信——他被录取了。不过海闻却兴奋不起来，因为北大校方这边迟迟没有批复.

　　就在这一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允许在校大学生自费出国留学，美国教育考试服务处主办的英语水平考试也在中国首次举行，这就是被中国人翻译为“托福”考试。托福、托福、托了政策的福，有了政策，海闻的留学申请终于被批准了。就这样，海闻成了改革开放后北大第一个自费留学生。

　　国家放开自费留学后，第一年自费出国的只有1000人，三年后这个数字增长了10倍，又过了一年，人数又增长了10倍，第一次达到了10万人。1991年拍摄的电影《大撒把》就形象反映了当时的出国潮。

　　同样是77级的陈屹1982年从黑龙江大学外语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的一家外资企业工作。在那里，陈屹很快就收获了一份美满的爱情，成了家，虽然有了稳定的生活，但她和丈夫都有一个梦想——出国深造。

　　华裔作家陈屹：“准备考试，存钱买机票。我觉得当时我一张机票的钱，好像是2800块钱。作为我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月要拿60元工资的时候，这是我四年不吃不喝的钱。只是一个one way ticket，单程飞机票。”

　　即使只有一张单程机票，陈屹和丈夫还是怀揣着对外面世界的渴望，破釜沉舟去了美国，并在那里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八十年初，年轻人们碰到一起，几乎开口必谈“托福”。据统计，当时在中国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 5300名研究生中，就有65%的人都在申请出国留学。然而，潮涌一般的留学生来到国外，就真的步入了天堂吗？他们在那里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二、走出国门

　　1993年《北京人在纽约》在中央电视台热播，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了斑斓的西方世界，同时也看到了中国留学生的艰辛。和电视剧里的主人公一样，初到美国，对于这些留学生来说，一切都是新奇的。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洛杉矶机场里的厕所，你想那时候的厕所，中国的厕所都脏得不得了的，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这么干净的厕所.”

　　戴尔全球采购副总裁于刚：“刚去美国，确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文化的震惊。反正当时又有兴奋的感觉，又有种不安全的感觉。”

　　尽管已经无数次在想象中描绘国外的样子，但是眼前的景象，还是让77级留学生们感到震撼。巨大的心里落差让他们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

　　由于语言不通，原本在武汉大学成绩优异的汤敏最初连老师的课都听不懂。为此他特意买了一个录音机，录下老师每堂课的内容，然后回家一遍遍揣摩。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慢慢听，慢慢听不懂，你得慢慢琢磨去.赶紧抄笔记，回来好琢磨笔记。对着书就那么弄，没办法的。你要说我们失去十年，我要把这十年赶上来，这是挺困难的。”

　　初到美国的海闻，发现他原来学的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截然不同，一切不得不重新开始。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到那儿以后，我一方面学研究生的课程，一方面还选了几门他们高年级的课程。我这边学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那边完全西方经济学。所以这有一个补课（的过程），一边我要学他的课程，一边我要补。”

　　而到美国研究了一段时间理论物理后的于刚，也突然发现了一门国内从没有听说过的学科——工商管理——学习经济也许对祖国建设更有用，这让他萌发了改专业的想法。

　　戴尔全球采购副总裁于刚：“一天我看到宾大的一个校报，这个校报上面有个采访。采访的是一个女学生，校报问你在宾大四年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她就说嫁一个沃顿男，当时对我冲击很大。”

　　沃顿怎么有这么大的魔力？于刚一打听，才知道创立于1881年的沃顿商学院，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商学院。怀着一股好气和憧憬，于刚在没有任何约见的情况下，直接敲开了沃顿商学院一位老教授的门。

　　戴尔全球采购副总裁于刚：“我现在没有时间，我马上要出差，他说你能不能再换个时间。我说我只要几分钟就行，他说那好，那我就给你十分钟，然后给我十分钟，然后我们就开始交谈。”

　　这是一场奇妙的面试，更是一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于刚看到墙上挂着一幅中国的山水画，便很自然地和这位老教授聊起了中国文化。用中国的哲学阐释了自己对物理学的理解。

　　戴尔全球采购副总裁于刚：“记得当时我说了一句‘复杂性是世界之林，简单性是宇宙之本，简单性后有复杂性之根，复杂性中有简单性之质’，我讲了我的一些理念。当时这实际上是我在学物理的过程中的收获。”

　　这次交流，让于刚获得了从康奈尔大学转到沃顿商学院的通行证，而转学只用了短短四天。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于刚一样幸运，因为当时只有极少数外国人像这位米歇尔教授一样了解中国，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经常要遇到这样的尴尬。

　　华裔作家陈屹：“很多人都会问我，他们专门就不说我从大陆来的，因为他知道大陆很穷、很落后、而且很土。”

　　虽然陈屹以前的专业是外语，语言不成问题，但到美国后改学经济，一切就变得棘手起来。于是陈屹拿出了过去学习中的一个笨办法：虚心求教，不耻下问。第一学期期末，陈屹就得了全优，周围同学一下子都对这个中国学生刮目相看了。

　　华裔作家陈屹：“美国实际上不光是一个学习成绩的问题，它是综合的一个对人考察，对人的考察。”

　　“勤奋好学”几乎是当时所有留学生的共同特征，而中国人肯吃苦、肯用功的形象，也正是通过这些留学生传递给了世界。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从考试的角度，我们老师非常喜欢中国学生，后来我们走了以后，我们为后面的学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为我们下一年或者不到两年的学生。他们招生的时候，招生办公室的主任，是我们原来的教授，他说，今年招生我负责，我招的三分之二是中国学生。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么好的数学，跟你们一样的。”

　　为了和丈夫汤敏团聚，两年后，左小蕾转学去了美国。而此时，国内又有一大批年轻人走出了国门，他们成了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最直接的桥梁。据统计，从1978年到2006年年底，中国海外留学总人数，已经达到了106万7千人，在世界眼中，他们代表中国，他们是中国的未来。

　　三、落叶归根

　　这是一张1985年在美国纽约拍摄的照片，海闻当时正在美国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和当年去北大荒不同，海闻从出国的那一刻起，就想好了一定要回来。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我的发展其实并不是想出国以后呆在国外。我的发展是，我到国外去学理论和实践，回来让我能更加在做经济工作的时候有思路、有办法。目标很清楚，不是为了在国外发展，而是回国发展。”

　　刚出国的那几年，有关国内经济的最新信息，海闻大多只能从当地的报刊上看到的。然而，这样的信息实在少得可怜。

　　一次同学聚会，海闻和同去美国读书的钱颖一聊起了这个问题。如今已经是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的钱颖一，当时也非常关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对于信息的有限性他也有同感。两个人又问了其他几个同学，大家一合计，干脆成立个沙龙吧，每次活动交流国内信息，探讨中国改革之路，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当时有一部分在东部上学，我在西部，加州州立大学。我们就一起联络在纽约，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开了一次联大会。”

　　1985年，海闻、钱颖一、杨小凯等几个同学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当时在美国伊利诺依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的汤敏和左小蕾也加入了学会。

　　在留美经济学会里，这些年轻人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研讨越来越深入，与此同时，海闻想回国为改革效力的心情也越来越急切，他甚至把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都定为了“中国经济改革研究”。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我觉得中国改革是在继续，而且绝对不会倒退。因为改革当中老百姓得到了很多好处，所以大家不可能再回到我们原来的计划经济去了。”

　　当时，77级留学生很多都已经毕业或临近毕业，虽然相信中国改革能继续下去，但对于他们来说，是留下还是回国，依然会有一番挣扎，毕竟，国外的工作条件、科研条件是那么的好。

　　转变出现在1992年春天，当时邓小平南巡讲话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将进一步深入改革开放的信号，海闻和整个留美经济学会的同学们都异常雀跃。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南巡以后大家就比较有信心了。我说句实在话，我不怕小环境，小环境可能是不太好，回来的话，跟国外差别可能会很大。但是大环境很重要，大环境就是这个国家整个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所以你大环境如果不好的话，你回来是没用的，但是大环境如果是改革开放的环境，那么小环境是可以改变的。 ”

　　海闻开始准备回国了。就在此时，国内又传来一个新闻：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海闻一下子又激动了。他和留美经济学会的其他同学商议，要在国内搞一次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讨。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所以93年，我们留美经济学会，当时的会长是易纲就开始决定筹备一个关于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所以在93年的夏天，在海南召开了。”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学术研讨会，它的意义或许只有现在回头来看才会更加清晰。在这张宝贵的会议纪念照中，我们看到了如今中国经济领域中的许多关键人物。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当时参加会的老一辈的一些经济学家，像孙尚清、安志文，还有年轻的当时像周小川、马凯都参加了这个会。一开始还有点曲折，到底让不让开，海外来不来人，因为我们当时海外也请了很多学者，包括华人圈子里面做得比较好的几个经济学家，还有留美的，留英的一批。再加上海外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杰弗里·赛克斯(Jeffrey D. Sachs)他们都参加了。”

　　从1993 年开始，每年在国内召开一次经济研讨会，被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当作传统保留了下来，至今已有十四个年头。

　　1993年，就在海闻回国参加海南会议的时候，我们国家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工作方针，此后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国家对留学人员的号召，也从“回国服务”转变成“为国服务”，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它意味着，海外人才可以以更为多样的形式为国家服务了，即便你身在国外，也可以服务于国家。而汤敏和左小蕾的经历，刚好印证了这一点。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南巡以后大家就比较有信心了。我说句实在话，我不怕小环境，小环境可能是不太好，回来的话，跟国外差别可能会很大。但是大环境很重要，大环境就是这个国家整个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所以你大环境如果不好的话，你回来是没用的，但是大环境如果是改革开放的环境，那么小环境是可以改变的。 ”

　　海闻开始准备回国了。就在此时，国内又传来一个新闻：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海闻一下子又激动了。他和留美经济学会的其他同学商议，要在国内搞一次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讨。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所以93年，我们留美经济学会，当时的会长是易纲就开始决定筹备一个关于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所以在93年的夏天，在海南召开了。”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学术研讨会，它的意义或许只有现在回头来看才会更加清晰。在这张宝贵的会议纪念照中，我们看到了如今中国经济领域中的许多关键人物。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当时参加会的老一辈的一些经济学家，像孙尚清、安志文，还有年轻的当时像周小川、马凯都参加了这个会。一开始还有点曲折，到底让不让开，海外来不来人，因为我们当时海外也请了很多学者，包括华人圈子里面做得比较好的几个经济学家，还有留美的，留英的一批。再加上海外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杰弗里·赛克斯(Jeffrey D. Sachs)他们都参加了。”

　　从1993 年开始，每年在国内召开一次经济研讨会，被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当作传统保留了下来，至今已有十四个年头。

　　1993年，就在海闻回国参加海南会议的时候，我们国家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工作方针，此后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国家对留学人员的号召，也从“回国服务”转变成“为国服务”，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它意味着，海外人才可以以更为多样的形式为国家服务了，即便你身在国外，也可以服务于国家。而汤敏和左小蕾的经历，刚好印证了这一点。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南巡以后大家就比较有信心了。我说句实在话，我不怕小环境，小环境可能是不太好，回来的话，跟国外差别可能会很大。但是大环境很重要，大环境就是这个国家整个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所以你大环境如果不好的话，你回来是没用的，但是大环境如果是改革开放的环境，那么小环境是可以改变的。 ”

　　海闻开始准备回国了。就在此时，国内又传来一个新闻：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海闻一下子又激动了。他和留美经济学会的其他同学商议，要在国内搞一次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讨。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所以93年，我们留美经济学会，当时的会长是易纲就开始决定筹备一个关于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所以在93年的夏天，在海南召开了。”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学术研讨会，它的意义或许只有现在回头来看才会更加清晰。在这张宝贵的会议纪念照中，我们看到了如今中国经济领域中的许多关键人物。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当时参加会的老一辈的一些经济学家，像孙尚清、安志文，还有年轻的当时像周小川、马凯都参加了这个会。一开始还有点曲折，到底让不让开，海外来不来人，因为我们当时海外也请了很多学者，包括华人圈子里面做得比较好的几个经济学家，还有留美的，留英的一批。再加上海外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杰弗里·赛克斯(Jeffrey D. Sachs)他们都参加了。”

　　从1993 年开始，每年在国内召开一次经济研讨会，被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当作传统保留了下来，至今已有十四个年头。

　　1993年，就在海闻回国参加海南会议的时候，我们国家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工作方针，此后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国家对留学人员的号召，也从“回国服务”转变成“为国服务”，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它意味着，海外人才可以以更为多样的形式为国家服务了，即便你身在国外，也可以服务于国家。而汤敏和左小蕾的经历，刚好印证了这一点。

　　四、危机时刻

　　时光一恍而过，留美经济学会的第一批成员纷纷毕业了，他们开始面临事业的重要选择。在海闻准备回国的同时，著名的美国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同时向汤敏发出了邀请。去芝加哥意味着能留在美国，当时很多朋友都劝汤敏留下。可他却选择去了亚洲开发银行，辗转于菲律宾、新加坡两地工作。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到了亚行以后，就更专业的对中国经济进行观察，我去亚行的一开始就在写中国经济，专门写关于中国经济的预测。”

　　而左小蕾毕业后，也因为她和汤敏两人爱情结晶的降生延迟了回国，之后她又随汤敏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起了老师。虽然暂时放下了自己的事业理想，但左小蕾却始终没有放弃回国的初衷。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其实一直都很想回来，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觉得应该回来为培养我的，生我养我的江东父老做一点事情。”

　　不过，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规定，职员不能选择在本人国籍所在地工作。就这样，两口子在国外一待就是五年。1997年到1998年，一场金融危机席卷东南亚。许多国家的货币出现了快速贬值，身在风暴中心的夫妻俩，亲身感受了危机的残酷性。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当时我记得，我还非常紧张的跑去换了一笔钱，1：34换的，我们觉得这个很合适，结果一下子（美元兑新加坡元）1：40、1：45、1：51，这个兵败如山倒的那种架式。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投资，买的那些房子，高尔夫的球证都跌得一塌糊涂。那么98年金融危机对我们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教训。”

　　在洗劫了泰铢后，“金融大鳄”又向香港发起了猛攻，大量抛售港币，港币和人民币同时面临贬值的压力。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我们回来看了一圈，发现都要贬值，都认为它应该贬值。可是从我们国外观察的角度看，真的是不能贬，贬的没有意义，而且加大危机。”

　　1997年10月，左小蕾写下了一篇《泰国金融危机：问题在何处》的分析文章，明确提出，面对危机人民币不能贬值。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我们当时强烈地呼吁，因为在这种时候一动不如一静，你就是死扛着，抗过去了，它就能解决问题。”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也向全世界郑重声明：中国人民币不会贬值。而且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1997年年底香港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展开了一场对国际炒家的阻击战并最终取得成功, 使东南亚金融危机没有进一步蔓延。而中国让人民币保持坚挺的承诺，赢得了全球一片喝彩，当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康德苏称赞说：中国采取了负责的态度。

　　开放中的中国，在经历了这场金融危机后，变得更加成熟，汤敏和左小蕾此时也开始重新思考回国工作的事情。

　　事实上，从1993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就一直保持在8%左右，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吸引着海外学子踏上归途，“出国潮”变成了“归国潮”，对这些归国的学子人们还给了他们一个特别的称呼“海归”，他们带回来的不仅是先进的技术，还有先进的思想和理念。回国前，海闻、于刚、陈屹素不相识，但回国后，他们却因为同样的理想，而走到了一起。

　　五、殊途同归

　　1994年海闻回国，而且回到了北大母校，他和留美经济学会的另外两名成员——林毅夫、易纲，还有从英国牛津大学回来的张维迎等6个人，共同创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他们尝试着为中国陈旧的经济学教育带来新鲜的血液。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家必须要懂得什么是市场经济。它有很多规律，所以这是我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回来普及经济学教育，提高经济学的研究水平。但是这些东西，都必须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进行的。”

　　不过很快，海闻就发现光普及经济学教育还不行，因为面对全球化竞争，支撑中国经济成长的一个重要人群——中国的企业家们，急需补课。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因为中国这么一个大国，你不可能没有跨国企业，不可能没有世界一流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企业家就必须要为未来的企业能够成为世界级的跨国公司做好准备。”

　　中国需要国际化的企业家，他们应该通晓西方商战的种种策略，他们应当能熟练运用国际先进的管理技巧和工具。美国有培养企业管理人才的专门学科——工商管理。中国为什么不能开设呢？想到这儿，海闻只觉得眼前一亮，他和同事们一商量，大家一拍即合。几个人分头联系，最终确认与美国26所商学院合作，成立北大国际MBA。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在我们的EMBA教育里面，非常重视的是企业家的眼界，企业家的全球视野。包括企业家的战略思维，企业家对市场、对整个全球经济未来发展的认识和预期。实际上，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想的应该是20年以后的事情，就是说20年以后，我们的企业怎么定位。他们应该看到的是全球的发展状况，而不仅仅是中国国内市场的发展状况。”

　　坐在中国的课堂里，就可以学习到与国际同步的企业案例。北大MBA一时间成了企业家们嘴里的新鲜话题。

　　人生总是充满了各种际遇和巧合。在北大国际MBA的讲堂上，还有另一位我们熟悉的主人公。他就是当年凭借一段“中国文化认识论”成功说服美国商业泰斗，转学沃顿商学院的于刚。

　　还是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于刚就写下这样一首诗来表达回国的志向：

　　像一滴露珠 落下母亲的树

　　融入家庭的溪 流向人类的海

　　而这一滴水 又被知识的阳光蒸发

　　由归乡的云浮载 经浓浓的情凝聚

　　化为一滴雨 去滋润母亲的树和那扎根的土地

　　在美国拿到沃顿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学位后，于刚就职于著名的电子商务企业亚马逊，并做到了全球副总裁的职位。虽然经常回国，但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国内市场的巨大变化、百姓生活的巨大变化，点点滴滴都在冲击着于刚的心。

　　戴尔全球采购副总裁于刚：“每次都像是蜻蜓点水。回来教教课，回来给个报告，兴奋一阵子，之后又去美国。就是没有在这扎下根来，我老觉得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空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发展这么迅速的时候，这个历史性的发展阶段，我没有亲身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些事情。”

　　正在于刚为无法回国工作烦恼的时候，一家国际猎头公司了拨通了他的电话。

　　戴尔全球采购副总裁于刚：“说有个机会在亚洲，当时并没有说在中国，当时他希望我去新加坡。”

　　亚洲毕竟离中国近些，于刚这样想着，跳槽到了戴尔公司负责全球采购。一进戴尔，他就请求公司能将他的办公地点设在中国，此后于刚回到了上海。在和客户接触中，于刚发现了一个好机会，这回他终于能把在沃顿商学院学到的工商管理知识直接带回来了。

　　戴尔全球采购副总裁于刚：“2000年以后，发现中国，尤其是中国EMBA的项目开展以后，越来越多的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意识到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就这样，于刚走上了中国的MBA讲堂，几乎每个周末他都在全国的各个大学里度过。尽管从此再没有太多时间去陪家人，但于刚的内心却是充实的。

　　同样被MBA事业吸引来的还有之前故事里提到的陈屹，在和丈夫用省吃俭用的钱买了单程机票去美国留学后，陈屹改学了经济，不过从第一次拿到全A开始，中美教育对比就成了她最大的兴趣。毕业后，她自费考察了一百多个美国中小学校，写下了《背洋书包的孩子》、《美国素质大参考》等书籍，不断将美国的先进教育理念介绍到国内。

　　华裔作家陈屹：“中国的教育像填鸭式，美国的教育像点灯，从一个国情来说呢，美国的教育与中国的教育有时候是不能相比较的。中国的教育是在资源有限基础上培养精英，美国的教育是在资源丰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

　　“在有限的资源上培养精英”，读到这个观点，海闻也很感兴趣，因为EMBA正是在中国本土上培养精英的教育模式，这种完全从西方引进的模式能在中国发展成功吗？2003年，海闻所在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委托陈屹回国研究中国EMBA教育现状。

　　华裔作家陈屹：“往返大概七、八次，现在想想大概是近百个中国企业家。都是在读的EMBA学生。向他们学了很多东西，同时也做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采访，一个横切面，把中国现在这些企业家状态，给他报道出来，写出来。”

　　很多西方人士都是通过这本书，才真正了解到改革开放后新一代中国企业家的面貌。

　　海闻、于刚、陈屹，三个素昧平生的77级大学生，就这样相聚在北大的MBA课堂上。事实上，几乎所有的77级留学生都是为了“中国经济发展”这个共同的理想而回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也因为他们的归来而变得更加顺利。

　　进入21世纪，77级留学生们也开始更加深入地思考“融入世界”的内涵。有了国际化企业家、有了通晓外语的人才、有了庞大的贸易额，中国就融入世界了吗？

　　六、融入世界

　　2007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五年后，金融市场全面放开，股市大幅飙升，然而就在股市最热的时候，左小蕾却抛出了“泡沫论”，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她在博客中写道：“我被一些人认为是‘乌鸦嘴’。事实上，经济学家谈股市与市场分析人士谈股市是不一样的”。

　　在网上骂她的投资者很多，甚至有打匿名电话威胁她的，但左小蕾还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自己的观点，她坚持认为，中国要真正融入世界参与全球竞争，发展资本市场是必须的，但不能操之过急，要先练好内功。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怎样坚持开放原则的同时，匹配自己内部的体制结构调整。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特别是现在，我们应该加速内部结构调整和制度性的改革，然后再适应与同步，接纳全球其他的方方面面的流入和影响。”

　　就在左小蕾力排众议的同时，主讲国际贸易的海闻，也开始深入研究频频发生的有关中国的贸易摩擦事件。从“温州烧鞋”，到“纺织品贸易摩擦”,怎么才能把生意从外国人的脚上、身上，做到人家的心里呢？海闻经常会在自己的课堂上，不断提醒学生。在国际上做生意得最高境界,是让对方也能分享到中国经济的增长成果。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国外对中国的一个感觉是，中国现在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巨型力量，。但是这个力量到底是对他们有益还是有害，我们在未来的发展当中，不仅要注意自己的发展，还要注意我们的发展给别人带来什么好处。让别人感觉到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对他们也有好处的过程。”

　　而在陈屹眼中，开放不仅仅是对外贸易，只有人与人心灵之间的沟通理解，才是融入的真谛。事实上，从进行EMBA调研开始，她就已经发现中国企业家和外国人打交道，在文化方面有着巨大的隔阂。

　　华裔作家陈屹：“我觉得他们如果在世界上有什么不利的因素，还是一个文化的因素。不是光你了解世界，你了解世界强国的经营方式。还有一个就是，你怎么用对方接受的文化跟语言方式，这不是简单一个英文的问题，你说英文他懂，就是一对一这样说话，而是说你怎么用他们习惯的语言，他们习惯的方式去说，去说服别人。让他知道听你的，而不是我听你的。”

　　陈屹开始了普及文化沟通的实践工作，在北京青年周刊上，有陈屹的一个专栏，最近的系列文章是“采访大使夫人”，通过这个专栏，陈屹向年轻人们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同时，文化也要同步走出世界。

　　华裔作家陈屹：“有的时候还是舍弃不了，经常会回来一下，因为我觉得这块土地让我找到我熟悉的一切，更重要的是她还让我有梦，她还给我一种激情。因为激情有的时候是像触电池，触一下触一下的。所以每次我回到国内都觉得，哇，我又活起来了。”

　　就在录制这期节目之前，我看一个数字，截至到目前，改革开放以来公派留学人员的回国比例已经达到了98%。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年轻人走出去，更需要他们创造性地学以致用。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另外一些77级大学生，他们用同样的创造力和勇气，在实践中完成了对“市场”这个词的中国式解读。

　　主编：李洋

　　记者：周琰、厉成功、李曼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