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赫从北京打来电话，一是问好，二是告诉我他弄到了多少钱，在拍一部若干集的电视剧，然后说：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是否还活着。
放下电话不禁长叹，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再也没有这样的朋友了。妻子在边上问：什么样的？我答：酒肉朋友，又谈得来。
似乎只是简单的几句话，勾起了塞上生活难以忘怀的回忆，那种无忌而感性的日子。
格赫，我们读书时都称他“管女人的”。想跳舞而缺少舞伴时去找他，手头有了好片子要寻个看的地方还是找他。他是内蒙古最早写意识流小说的作家，日常生活中说话也常常让人莫名其妙，但有意思。人能有意思，不容易。
我与格赫，也不知怎么就成了好朋友。常在一起喝酒，照例两人一斤草原白；常在一起听音乐：拉赫玛尼诺夫、穆索尔斯基等等的曲子；我和他组建过一个唱蒙古摇滚的组合；还试着做过生意——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些活动都有一种游戏的快乐。当然均半途而废，因为真的做下去，也就不好玩了。
格赫长得瘦小，却仍能让人感到血液里承袭下来的蒙古贵族的气度，也许和祖先游牧狩猎的生存方式有关吧，他的人生态度就近于游戏。写小说，决不管别人能否读得懂，我怀疑他自己常常也不知道在写什么，但居然就得了这个奖那个奖。他会作曲，摄影的画面感也特别好，所以几乎可以独自拍一部电影——从写剧本、做音乐直至扛机器、导演乃至后期制作。
格赫后来果然做了导演，我以为是极适合他的职业：每次拍片都是一种人生的创造与游戏，可以不断重新来过。但叫人遗憾与始料未及的是，这些年他并没拍出多少好片来，这不能不让我有些失望，曾与别的朋友一起探讨过个中原因，结论之一正是他那种游戏态度。散漫乃导演的大忌：一部电影从筹拍到出品，得经过多少环节！如果每个环节都因为轻漫与不经意而打一点折扣，结果作品就会变得面目全非。格赫做不到严格要求他的演职员，而人是天生容易趋于懒惰的。恐怕他也不能像别的成功导演一样，把这一行当的规则与潜规则拿捏有度和把握得当。因此他的影片虽也得过一些奖，始终未能引人注目，连我都没看到过一部。也许，有个超级制片能弥补这种缺陷，但又没碰到，真让人为之惋惜。
这几年偶尔在北京见面，知道他仍喜欢游戏，拍片之余沉迷于网络、飙车。格赫胖了，但很明显话比从前少了，尤其是那些不着边际的话。现在想来，这世上少几部电影是无所谓的，好电影哪里看得过来？但少掉格赫那样好玩的朋友，生活就要无趣许多。
其实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与能容纳多少游戏精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些发达国家，即使政治这样严肃的事儿，也让人觉得像游戏。譬如瑞士，它的联邦委员会主席，即最高领导每年都要换一次。联邦委员会倒是4年才换届，而去年格劳宾登州的艾维琳·维德默·施伦普夫入选时，竟然要求给予一晚时间让她“仔细考虑并征求家人意见”。这种事情放在我们这儿，不叫视国家大事为儿戏吗？不但她自己，恐怕连所属党派也会受到指责。
至于马克思把未来的理想社会建筑在“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上面，首先考虑的并非如今说得最多的经济或社会“效益”，这种“全面发展”以我理解，一定含了许多游戏成分在里面。所以格赫的人生态度无疑是超前的。可惜目下就算娱乐界也不大容得下真正的游戏精神。
我耽于呼市那些年，任何时候到格赫家去，他都让老婆准备一桌子菜，然后喝酒。后来见他喝得太猛，总要醉了方休，便不常与其对饮了。他自己也终于下决心把酒忌了。
而人们在酒中寻求的，不就是放纵自己的游戏心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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