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井里捞出大型古墓 铭文显示为郑桓公后裔

铭文砖揭开墓主详细身世

　　《井里“捞出”大型古墓》追踪

　　梅湖古墓主为郑桓公后裔

　　铭文砖揭开墓主详细身世古墓以徐孺子墓作地标 墓志铭透露秦汉以来基层行政体制

　　去年11月，南昌市梅湖农民公寓的破土动工敲醒了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墓，其中一块刻有墓主身世的铭文砖引发了诸多猜想，墓志铭中提及的“徐穉”“豫章国海昏县”等字样说明了什么？古墓对于研究神秘消失的海昏县起到什么作用？随着省考古研究所、江西师范大学、南昌大学等诸多专家的专题论证，昨日，谜团一一被解开。

　　铭文砖内容揭晓

　　古墓被发现之后，因为可以直接揭开墓主的身世情况，铭文砖的内容成了众人讨论的焦点。在发现铭文砖的壁龛中，共有三块砖，其中两块记有文字，另一块则是用来填充壁龛空档。由于长年浸泡在水中，砖质较酥松，但字迹基本清晰，为隶书字体，其制作方法是在砖块成形后半干状态下进行刻写，再烧造而成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古论证，专家们已经将铭文砖内容全部考证清楚，昨日，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上海向记者揭晓，内容如下：“吴故尚书左丞/豫章国海昏县都乡举里/喻襜字子裕/年五十三/以天纪二年卒/葬于本县/旧墓西接/萧条不安/以咸和七年十一月壬子朔廿四日改葬南昌县南出廿里/汉故聘士徐稚墓之南一里/襜之先出自有周郑桓公友之胄裔也”

　　“这块铭文砖上，详细地介绍了死者的籍贯和姓氏。”王上海说，实际上，在南昌地区魏晋时期类似的墓葬里，无一例外地都有着与铭文砖类似的“名刺”，并且铭文砖内容格式相近，用词恭敬，“我们认为‘名刺’作为陪葬显然已成为一种葬俗，是死后通往阴间的名片。”

　　墓志铭解开诸多疑点

　　■古墓为东晋时期所建

　　墓主何时逝世？梅湖古墓究竟哪个朝代所建？墓志铭中称：“天纪二年卒”“以咸和七年十一月壬子朔廿四日改葬”，那么天纪、咸和这两个年号究竟属于哪一朝代？王上海说，天纪年为东吴乌程候孙皓的纪年，位于公元277～280年之间，天纪二年即公元278年，距今1730年；咸和年为东晋成帝司马衍的纪年，位于公元326～334年之间，咸和七年即公元332年，距今1676年。也就是说，梅湖古墓是在东晋时期所建。

　　■从初葬到改葬相隔54年

　　墓志铭记载得很清楚，墓主名喻襜，字子裕。不仅如此，后人可以从墓志铭中计算出，墓主在初葬之地安息了54年之后，被移葬到此。

　　那么这次移葬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在墓志铭中刻着的“旧墓西接/萧条不安”寥寥几字，可以说明当时初葬之地是个混乱不安之地。王上海说，两次埋葬的动机一说是古人认为人之血肉属于人间，必须待其腐朽之后再作正式埋葬，死者灵魂才能脱离尸身进入阴间；一说是为实行氏族或家族合葬的需要。后代两次埋葬的原因各异，或子孙发迹，再行“厚葬”；或因朝廷追褒、追贬而“改葬”；或客死他乡，就地埋葬，过后移归故里“迁葬”等。

　　那么，两次埋葬之时，梅湖古墓墓主的尸骨有无被移葬？王上海说，在我国许多民族中有两次埋葬的习俗，初葬若干年后，再通过正式仪式将棺木或尸骨取出再葬，“即使当时有尸骨被移葬，在千年之后随着自然规律也就找不到痕迹了。”

　　■“尚书左丞”为套用官职

　　墓志铭第一句显示出墓主为东晋时期的尚书左丞，墓主如此显赫的身份足以令人欣喜不已，但王上海提醒记者说，根据史料记载，直到东晋时才有“尚书左、右丞”之说，在墓主所处的东晋年代还没有这样的官职称呼，铭文中“吴故尚书左丞”这句话显然是墓主人的后裔在改葬时套用了当朝的官职，考虑到后人对先人的赞誉，推断墓主人可能是三国时吴国的尚书郎中。

　　■以徐孺子墓作地标

　　在铭文砖之谜尚未被全部解开之前，墓志铭上的徐稚字样一度引发误解。实际上，提及徐稚的“汉故聘士徐稚墓之南一里”话语，是古墓的地标说明。

　　徐稚字孺子，古代豫章人，学问渊博，见识深远，是东汉时期著名的高士贤人。据传徐孺子谢世后，葬于南昌市进贤门外东潭巷铁树坡旧城壕沟边，其墓为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人为纪念这位东汉著名的高士，曾于南昌市内的青山湖畔建徐孺子祠堂，在徐孺子的故居为其修建了一座纪念亭，初时冠以“孺子台”之名，历史上多次兴废，可谓历尽沧桑，据史料记载三国、西晋、隋、唐、宋等许多朝代都曾进行兴修或重建，并先后更名为聘君亭（铭文中“聘士”一词可能据此而来）、思贤亭，终以孺子亭命名至今。

　　该墓改葬的时间是咸和七年，即公元332年，徐孺子卒于公元168年，他们之间相差164年。按一般的常识推理，从时间跨度来说，此时徐孺子墓应该还是存在的；再根据铭文中写道该墓改葬在“徐稚墓之南一里”，秦汉至隋唐时期的“里”和现在的计量方式相比有一定的差距，根据相关资料，当时的１里约相当于现在的454.36米，在当时徐孺子墓应该是被作为一个明显的标志。

　　专家认为，时至今日这块铭文砖的内容应该是截至目前记载徐孺子墓地理位置最早、也是最具说服力的资料。

　　■为何没有墓碑？

　　在整个考古过程当中，始终没有发现古墓墓碑，这是什么原因？

　　王上海认为，这与当时的统治朝代有着直接的关系。在魏晋三国时期，曹操有感于汉代立碑之盛祸国殃民，专门下过禁碑令，禁碑令中说：碑碣“妄媚死者，增长虚伪，而浪费资财，为害甚烈”。直到晋代也一再禁碑，晋武帝咸宁四年诏曰：“碑表私美，兴长虚伪”。晋代禁碑还影响到南朝，南朝的碑也少。

　　禁碑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墓前巨碑使用的少了，墓志铭使用的多了，以墓志殉葬渐成风气。从存世的实物看，后汉开始在墓中置小石，刻墓志文字，其中以墓砖文字代替墓志的现象更为普遍。该墓铭文既有碑的体例，又有墓志的内容，显然是这个时期特有的。

　　■墓主为郑桓公后裔

　　墓志铭最后一句称“先出自有周郑桓公友之胄裔也”，揭示了墓主的另一层身份，要弄清楚这层关系，得先明白墓主喻姓的渊源。

　　专家介绍，据多数旧谱和古代姓氏书籍的记载，喻姓源于郑公族的一个分支，在周代时期写作“谕”。相传周宣王姬静封其异母弟姬友于棫林，为郑桓公。而由“谕”姓改为“喻”姓，还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东汉和帝时的谕猛所改，官居苍梧太守，为清白吏，以“谕”与“喻”两字字形相近，而且读音常常混淆不分，喻字又比谕（諭）字少四笔，因而改姓为喻；一说是东晋时的谕归所改，虽无明确文字记载，但据多种姓氏书籍和旧谱记载均有此意。谕归曾作过曲阜令，担任过侍御史，著有《西河记》。由此在释读铭文“郑桓公友”时，就可以明白“郑桓公”名为“姬友”了。

　　■反映当时的基层行政体制

　　墓志铭中称“豫章国海昏县都乡举里”，这句话能告诉我们什么？

　　按照郡县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至秦统一中国而最后完成，汉承秦制，基层行政体制主要是郡县，县之内分成若干乡，乡下有里，里下有什伍组织。但同时又大封功臣和同姓诸侯王，国与郡县并行，故与郡合称为郡国。而海昏县，为汉代豫章郡所辖十八城之一。据史料记载，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立海昏县，县治设在与吴城镇隔河相望的芦潭村附近。东汉初年，历史学家班固撰成《汉书·地理志》里，曾提到汉高帝时豫章郡辖海昏等县。对于海昏的历史沿革，根据地方志记载，汉海昏包括了今日的永修、武宁、靖安、安义和奉新5个县。

　　但随着湖水的不断入侵，南朝宋元嘉二年（公元425年），海昏沉没。经历600多年沧桑的古城神秘消失，所见仅仅是史料记载的只言片语，由于缺乏实物佐证，和同属汉代豫章郡所辖十八城之一的历陵古城一道均踪迹难寻。看来在有关海昏县的神秘面纱被揭去之前，墓主籍贯确切的地理位置依然无法被确定。

　　“不过，墓志铭中反映出了秦汉以来所形成的基层行政体制——郡（国）、县、乡、里的内容，意义深远。”专家如是说。文/图 记者刘国伟 许南平 章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