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日下午近六时，中国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中），随广东代表团抵达北京，出席即将于五日开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新社发王东明 摄
3月2日下午，来自上海的农民工代表朱雪芹，随同人大上海代表团抵达驻地北京京西宾馆，将代表亿万农民工首次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新社发任晨鸣 摄
中新社北京三月二日电 题：农民工代表被热捧的冷思考
中新社记者 齐彬
生活在底层的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工，终于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有了自己的三名代表，他们连日来备受媒体热捧，今后这些天，他们仍将是闪光灯的宠儿。
从受到社会歧视的弱势群体，转变成为各界瞩目的焦点，固然令人欣慰，但欣慰之余，社会还应当有冷静的思考。
来自上海的朱雪芹、广东的胡小燕和重庆的康厚明，是有史以来的首批农民工代表。
从普通的打工仔打工妹，一跃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三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不断有农民工来找他们，写信、打电话、发短信，反映各种问题。
三人的变化，是其背后的农民工社会地位得到提高的一个缩影。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有两亿左右的农民工，他们对城市建设和发展功不可没。
多年来，很多农民工在子女入学、社会保障、工资发放等方面，承受巨大的压力和歧视；同时按照现行有关规定，他们也很难成为其所在城市的人大代表。因为他们“工作在城市，选举在农村”
去年的全国人大会议做出明确规定：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朱雪芹等三位代表的产生，使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有了最直接的代言人。
虽然朱雪芹等三人都明白，全国人大代表的头衔，并非只是个人的荣耀，承载更多的代表庞大农民工群体的沉重责任。但坦白说，指望三人代表两亿多人的庞大群体，能够发出这个群体的全部呼声，显然是不现实的。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就认为，“农民工出现人大代表的标志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但无论如何，农民工入选全国人大代表，是一个令人欣慰的开始。另一方面，能够代表农民工的，并非仅仅只有三位农民工代表。
近年来，在整个社会的关注下，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变，比如多年来各界都致力于解决农民工被拖欠工资问题；浙江取消城市暂住证制度，外来务工人员享受同城待遇；重庆设立农民工日；山西实施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等。
专家认为：农民工制度性身份是中国现行的社会体制和户籍制度造成的。因此，解决外来工民生问题，就要从带有根本性、制度性、法规性的深度来思考、研究和解决。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城乡二元体制逐步改变，最终可使农民工融入到其所工作和生活的城市，共享社会进步发展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