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人大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建议全国人大把《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列入5年立法计划，一时引发广泛讨论。
立法规定公务员财产申报的时机是否成熟？3月15日，本报、中青在线和某网站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邵道生，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以该问题为博士论文题目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郇天莹，就此话题进行讨论。
立法时机已经成熟 “把《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纳入立法计划的时机是否成熟，与纳入计划后何时出台的时机是否成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韩德云代表说，“把这个法律纳入立法计划的时机是成熟的。”
韩德云代表指出，我国将在2010年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很难想象，这个法律体系建成时，其中却没有《公务员财产申报法》。”
“中国太需要《公务员财产申报法》了！”邵道生说，自己研究腐败问题将近20年，有一个发现，贪污分子尤其是“大贪”，定罪后，有很大一部分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是为什么？就跟我们法律上的漏洞有太大关系。”邵道生说，社会对这部法律有很大的需要，老百姓有很强的要求，“这个问题宜早不宜迟，应该很快列入到法制建设中去。只有这样，反腐才会大踏步前进。”
郇天莹同样认为，《公务员财产申报法》该不该列入立法计划是第一步应该解决的问题，其次才是法律条款如何设计的问题。
“应不应该纳入立法计划？政府已经给出了答案。”郇天莹说，早在1988年，全国人大已经起草了财产申报的草案，在1994年全国人大第一次将其列入立法计划。1995年,中办、国办联合发文，推出处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
“最令人激动的是去年9月，国家预防腐败局领导明确表示，要在适当时机推出财产申报法。所以，是否应该列入立法的问题已经明确了，一定要列入。”郇天莹说。
韩德云代表认为，尽管我国有了《关于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文件更侧重于党管干部的内部规定，与法律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因为有了这种规定，执行有一定的效果，就说不必有这么一部法。”
“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讲政府存在的问题和缺点时，也提到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韩德云说，“如果体制、机制都非常完善，为什么还会有比较严重的腐败现象？”
邵道生也坚持：“如果因为政策层面上的东西已经有了，法律上就可以缓一点或者是不重视，这是完全错误的。”
韩德云说，《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应该是公务员制度必要的组成部分，能有效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促使建立廉洁高效公务员队伍。
“财产申报制度的功能是什么？”郇天莹说：“一是预防；二是发现违法的苗头；三是对公务员和社会公众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同时，这也是增强政府公信力、增加政府的透明度和树立政府形象的很好做法。”
官员亲属也应申报财产 有人认为，让官员尤其是其亲属申报财产，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
对此，韩德云代表却认为，不管是对官员本人，还是对社会负责，官员的隐私权应受到限制。“官员都不能在阳光下，还有"阳光下的政府"吗？”
郇天莹介绍说，公务员财产申报在世界各国已是普遍的做法。一些国家在立法之初，也对官员的隐私权和公务员的权利义务进行过讨论，基本达成共识，认为政府和人民是委托代理的关系，是人民把手中的权利委托给政府，政府代表人民行使权利。在行使公共权利的时候，要对公众负责，隐私权也相应地要受到限制，来保证公众的知情权。
她说，财产申报的主体是公务员本人还是扩展到他的家庭，在世界各国并不一致：在美国，公务员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都要申报财产；在英国，公务员需申报财产，其配偶和子女则不需要。
邵道生则明确反对公务员财产申报不向其家属延伸的做法，“家族腐败太厉害了”，邵道生指出，并没有特定的人提出官员隐私权的问题，“这个观点是虚拟的，拿不到桌面上。”
按照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无论有多少财产来源不明，最高刑期是5年。
“在尚未就财产申报立法的情况下，修改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罚标准是一个补充。”韩德云代表说，“涉嫌贪污受贿的官员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钻体制和机制的漏洞，坚持不说清楚来源，就成了财产来源不明而非贪污受贿。我希望，能把现在最高5年刑期标准提高为无期徒刑。”
“法律一定要与时俱进。”邵道生介绍，新加坡的法律规定，财产来源说不清楚，确实数目很大，就以贪污论罪。“应该把这个吸收过来，干脆把5年取消掉，就按贪污论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保护了一大批行贿者。有人来源不明的财产高达1000多万元，这得有多少行贿者呀？不把这一点改掉，中国的腐败问题就解决不了。”
郇天莹认为，现行文件规定中，申报的是公务员的收入，而收入和财产不是一个概念。收入和财产出现了不匹配、不符合的情况才是要预防和遏制的重点，就这一点来说，申报主体和申报的范围应该做一定的规范和补充，并增加任职的申报和离任的申报。
“我希望我的建议能够被采纳。”韩德云代表说，纳入立法计划意味着对中国现行的体制和机制进行归纳、总结，对不够完善和健全的方面进行弥补和改进，立法也是对公众、社会以及公务员的再教育过程。
郇天莹认为，除了立法，还需健全公务员监督机制。“大家对这部法律寄予厚望，但这一部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它只是对腐败拉起的一道防线。”(本报记者田文生) (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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