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次物价上涨与政府应对：从行政命令到综合手段

　　5次物价上涨与政府应对

　　本报记者 刘薇

　　改革开放至今，伴随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而来的有5次物价上涨，每次物价上涨，都于细微处，影响普通民众的生活。

　　从最初的使用行政命令调控物价，到后来使用金融手段、综合经济手段调控。

在一轮又一轮的物价高涨中，政府的调控能力和手段，日渐理性与成熟。

　　1981：行政命令调控物价

　　1979年，吉林大学经济系大二学生袁钢明在广播里听说，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国家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支持城市工业的发展。这次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是国家第一次利用价格杠杆，调整收入分配，提高农民收入。”

　　袁钢明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政策直接导致改革开放后第一次物价上涨。

　　一年后，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统计数字，1980年，中国商品价格上涨了6%。“建国后，中国的物价几十年没有上涨过！”

　　这一年，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机械配制厂工人王桂香发现，牛奶价格涨了，但她的工资也多了起来，每个月大概涨了十几块钱。

　　30年后，已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袁钢明解释说，“农产品价格上涨，带动了城市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城市居民受不了了，国家只能给补贴、或者发奖金，提高工资。这增大了政府财政支出，政府出现财政赤字，只能增发货币，货币一多就出现了通胀。”

　　面对突然的物价上涨，1981年，政府紧急刹车，全面压缩计划外投资，借用地方财政存款，暂时冻结企业存在银行的自有资金、紧缩银行贷款，连续两次发文，要求各地调控物价，严禁议价。

　　当时的首钢厂长周冠五，4月份接到了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等八部委联合下发的通知，要求首钢减产36万吨。

　　那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达90%以上，国家行政命令式的调控手段，立即见效。物价在1982年，回落到正常水平。

　　“那时候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解决经济波动的问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伟如此评价。

　　1985：半途而废的调控

　　1985年，中国经济再次驶入快车道。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运行公报》记载，1985年，中国零售物价总指数比上年上涨8.8％。

　　那一年，32岁的袁钢明研究生毕业，进入社科院经济所。他了解到这一轮物价上涨的原因。“当时，提高收入、提高消费是经济改革的一个方向。各地普遍出现了工资收入提高特别快的现象，收入一高，消费就高了，再加上各地高涨的投资热情，物价指数一下子就被抬高了。”袁钢明将这一轮物价上涨的原因，概括为“投资和消费的双膨胀”。

　　此时，已调到二轻工业学校当老师的王桂香记得，那一年夏天，就像传染病一样，物价一下子都涨了，老太太都到菜市场捡菜叶子了，学校食堂的馒头、菜都涨了价。

　　在袁钢明的记忆中，1985年，是中国的宏观经济讨论最热烈的时候，全中国的经济学家都在谈论宏观调控。这一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攀比增长速度的现象。

　　“基本的手段，就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强物价管理和监督检查，制止乱涨价之风，全面进行信贷检查等。”这些宏观调控措施的出台，使物价增长指数在1986年回落到6％。

　　“但马上就有声音出来了，认为经济已经出现紧缩，宏观调控应该放松，这种声音也被政府采纳了。”袁钢明认为，这一轮的宏观调控，在没有真正到位时就松懈了，埋下了经济再次过热的隐患。

　　1988：经济手段派上用场

　　袁钢明的担心，1年后得到了证实。

　　据《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 年是我国自1950 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的一年，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5％。

　　“这一轮物价上涨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1987年北戴河会议决定实行的‘价格闯关’政策。”袁钢明解释说。

　　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实行严格的价格管制，所有商品均实行政府定价。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允许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企业自销部分产品，其价格由市场决定。这样就产生了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按国家规定价格统一调拨，企业自行销售的产品价格根据市场所决定的双轨制。

　　在物资匮乏的背景下，这种制度设计催生了“官倒”。一些掌握资源的人，通过“走后门”、“批条子”，按照“官价”拿到商品，再按高出其两三倍甚至更多的市场价出售，赚取差价。

　　为了改变这种不正常的价格机制，政府决定实行“价格闯关”，全面取消价格管制。

　　“闯关行动”从上海开始。1988年3月，上海调整280 种商品的零售价，这些商品大都属于小商品或日常生活必需品，价格涨幅在20%到30%之间。各地物价很快出现失控的局面，并最终演化成发生在夏天的一场抢购风潮。

　　据当时的报纸记载，“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

　　受过系统经济学培训的袁钢明，也加入了抢购大军。“我到前门大栅栏的一家电器商店，所有电器都已经被抢光了，就剩下一台没有门的冰箱，售货员对我说，要买赶紧买，不买一会儿就没了。”

　　王桂香也从商店抢购了100盒火柴，和足够用一年的盐和酱油。

　　1988年7月，物价指数高达19.3%，创下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记录。政府紧急停止了“物价闯关”。对经济实行全面“治理整顿”，从第四季度开始大幅提高银行存款利率、削减基本建设投资。

　　“这些政策，固然让物价上涨幅度从18.8%降到了1990年的3.1%，可是经济增长率也从11.3%跌到了3.8%，是改革开放以来回落幅度最大的一次波动。”袁钢明说。

　　1992：保值储蓄打压物价

　　4年沉寂后，1992年，中国经济再次起飞。

　　这一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10月份，中共十四大召开，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政府明确的政策信号催生了地方强烈的投资热情，这一年，到处都是新开工的项目，到处都是新成立的公司。“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是这一时期的两大明显特征。日后中国房地产界的众多大鳄，于此时起家。

　　万科董事长王石在这一年收到了北海市市长帅历国的一份大礼———一块40平方公里的土地，此时，北海市区的土地已经基本被各路开发商瓜分。这块地，是帅市长给万科开的绿灯。“象征性地付点地价，就可以开发。”14年后，王石在他的著述《道路与梦想———我与万科20年》中这样描述。

　　另一个在经济过热中失控的，是金融行业。

　　“银行就摆在门口，吸收存款。多吸收，就可以多放贷，很多企业都在发债券，回报率都很高，银行之间可以互相拆借，一些市场化的金融手段都出来了。”袁钢明回忆说，一年之内，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了十几个百分点。

　　中央领导开始进行宏观调控。

　　1993年6月24日，震撼全国的“十六条”发布，中央通过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重新审查开发区，停止地方当局向企业和农民集资等措施，调控高涨的物价。

　　“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真正意义上通过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命令来调控物价。”袁钢明说。

　　王桂香对这一年也印象深刻。因为她存在银行的1万块钱，在3年后就变成了1.7万，几乎翻了一番。

　　“为了鼓励人们把钱存到银行，国家出台了一个非常准确的措施，就是保值储蓄。”袁钢明解释，也就是3年、5年、8年的定期储蓄到期时，银行除支付利息外，还要把存款到期日的物价上涨幅度与存入日的物价上涨幅度之比与利率的差额补给储户，保证存款人的存款不贬值。“这样算下来，利率最高时，快到20%了。”

　　经过3年调控，1997年，中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涨幅从1994年的21.7%回落到0.8%，而GDP仍保持了8.8%的高增长。这次调控打破了“一调控就回落”的怪圈。

　　2007：运用综合手段调控

　　经历了近10年低通胀高增长的发展奇迹后，200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又迎来了一轮物价上涨。

　　今年已经54岁的王桂香说，“涨得太让人揪心了。5升的玉米油，2006年还是37块钱一桶，去年就涨到了80多块钱，20斤的古船面粉，前年九块八一袋，今年春节时就卖到了十五块九。”

　　起始于2006年下半年的这轮物价上涨，突出表现在粮油蛋等食品价格的飞涨，这让如王桂香一样的普通百姓，也开始关注一个经济学名词———CPI。

　　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字，2007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CPI）上涨4.8％，是1997年以来CPI年度最高涨幅。过去的十年里，这个数字一直被控制在3%以下，在一些年份里，甚至是负数。

　　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分析，食品价格上涨，是推动此轮价格上涨的“元凶”，12.3％的增长率，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了4个百分点。

　　“结构性上涨”是中国官方对此轮物价上涨的公开描述，猪肉、石油、食用植物油价格上涨，国际性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对中国市场的输入性影响，货币流动性过剩等，被概括为本轮物价上涨的原因。

　　“在中国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也日益复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这样回答记者的提问。

　　2007年年末，决定今年中国经济政策走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被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提出。公众敏锐地发现，在中国实施了十年之久的“稳健”货币政策，被“从紧”的货币政策取代。在这个会议召开前的几个月时间里，央行已连续5次调高利率，9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同时政府还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减少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发挥税收作用，调整收入分配。

　　“中国政府已经越来越多地采用经济手段，而且是综合的经济手段来调控物价，虽然春节前也出台了一些限价措施，但这一定是暂时的，主要是为了让百姓过个安稳的春节。”袁钢明说。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伟说，“中国人口持续增长，土地资源持续下降，这将使农产品长期供小于求，从而导致整个价格水平长期上涨。”袁钢明认为，适当的物价上涨，对经济发展是个好事情，农产品价格上涨，有利于解决农民收入过低、城乡差距过大等问题，“价格不涨，中国的很多结构性问题，调整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