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教育界有位委员不用手机，他就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葛剑雄教授。
“我也不是刻意不用手机，因为确实用不着。”精通电脑、熟用博客的葛教授并不是个反科技主义者，他不用手机自有他的道理，“平时你要找我，可以打我办公室电话。
回家找不到？回家我就不搞研究了，当然找不到，也不应该找嘛。出差了？要是你真有正经事的话，打到办公室或家里，他们会告诉你我在哪里，几号回来，再说你也可以给我发电子邮件嘛！”
“我搞历史研究，整天跟书本和死人打交道，为什么要手机呢？有手机厂家专门来找我，要送我手机，并免我话费，还教我不接电话的办法，他们说可以关机。你在名片上印了手机号却关机，那是不尊重人家。还说可以屏蔽，那不是一种欺骗嘛，我觉得没有必要。”葛教授的一番话引得周围人频频点头。
不用手机，葛教授觉得有这么几个好处，一是办事会想得比较周密。比如找个地方，就会事先在地图上找好，在GPS上看好，不会出门了才打手机问：你住在几楼呀？二是可以使大家按计划办事，避免了节外生枝的干扰，少了很多没有必要的应酬。
当然，偶尔也会有误事的情况发生。比如有一次，他在厦门拍电视，回宾馆后打开邮件一看：“明天有熟人找你，11∶30前回复。”再一看，时间都已经过了。因为是一般应酬，葛教授并不介意：“其实也不算耽误事。联系我的人说找不到我就是了，他可以交代，我也省去了回拒的尴尬。”
“人总不可能把什么都占了，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葛教授说，现代通讯方式确实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方便，关键是消费要切合自身需要，不要凡事从众，造成攀比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