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约会”，又一次开始了。
这一回，我的身份是全国人大代表，而不再是全国政协委员。过去五年，每到3月，我都要在明媚的春光里，赶赴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的邀约，以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来北京参政议政。
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成员，五年来，以教育为切入点，我不仅表达了一个民主党派成员参政议政的热情，还通过参政议政的个人历史，打开了一扇中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窗户，见证了中国民主政治进程。
二
我是苏州大学邱光教授和蔡竣年研究员的介绍下，正式成为民进会员的。
1982年夏天，我修完了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研究生班的课程，回母校苏州大学，我在老东吴大学的一幢小洋楼里，遇到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教育心理学研究室主任邱光教授，成了他的助教。仰赖他的指导，我写下了我的第一份教案，完成了我在大学课堂上的第一次试讲。在此期间，我知道不苟言笑的邱先生原来是民进苏州大学支部的负责人。老师的关爱，长者的慈祥，领导的威严，学者的深刻，邱先生的言传身教，耳提面命，让我对民进产生了感情。
我的另一位介绍人是苏州大学图书馆的蔡竣年研究员。蔡老师是1950年从美国回来的心理学专业人才。我曾写了一篇论文《中国古代学者对于大脑研究的贡献》，请教她如何翻译成英文向国外投稿。在她的帮助下，该文后来发表于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大脑与认知》，把关于大脑功能定位的学说提前了100多年，30多位国外心理学家来信表示祝贺。蔡老师快人快语，性格豪爽，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当她动员我参加民进时，我竟然当场就答应了下来。1988年，而立之年的我，成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一员。
在填写申请报告的时候，我才开始接触民进的历史，开始认识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赵朴初、叶圣陶、雷洁琼、谢冰心、傅雷、许嘉璐等许多我崇敬已久的名人，从此才把他们的名字与民进联系起来。由于我是学教育、研究教育、从事教育、管理教育的“教育人”，所以对叶圣陶、谢冰心和许嘉璐就格外有感情。
我是民进的后生，没有机会受到叶圣陶先生的耳提面命，但我对叶圣陶先生有着非常特殊的感情。不仅因为他是我们的苏州老乡，也不仅因为我现在居住的地方可以看到他曾经读书的学校，而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教育家的思想和人格，对我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我主持的新教育实验，许多思想来源于先生的教育智慧。
我也没有见过冰心先生，但先生对于教育的情感，希望政府重视教育和教师问题的悲壮的呐喊，一直在撞击着我的心灵。我也经常要求自己，能够有冰心老人这样的情怀与骨气，能够多为中国的教育发展鼓与呼。
生逢其时，我有机会聆听许嘉璐主席的教诲。过去几年，我有过一些机会陪同他考察教育，深为他对教育的关注和挚爱所感动。更让我感动的是，在我的十卷本的教育文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之际，许主席欣然亲自作序，在这篇充满激情的长序中对我提出了殷切的期待。他写道：“我希望他在这方面不断提高锤炼，让这股教育理论界的清风连续地吹下去。我们期待着。”每当我看到许主席的这些文字，我都要求自己以许主席的道德文章为楷模，不断地充实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让周围的人们敬佩的民进人。
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过去五年，除了许嘉璐主席外，我还得到民进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教育。张怀西副主席、冯骥才副主席、陈难先副主席、蔡睿贤副主席、王立平副主席、王佐书副主席等，他们的才华和人格，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是这样，通过一个个民进人，我认识了民进，走进了民进。我也努力让更多的人通过我去认识民进，走进民进。
2007年12月，我有幸成为民进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成员。两个月后，我卸任苏州市副市长，到北京担任民进中央驻会副主席，开始一段新的旅程。
三
我知道，政协委员是荣誉，更是责任。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员，如何在政协的平台上发挥作用，积极地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如何把政协委员的职责与本职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如何把参政议政与自己的学术研究统一起来？
五年来，我结合自己从1993年担任苏州市第九届政协委员以来的参政议政经验，围绕这三个问号，反复探索、尝试、求解，初步掌握了一下三点经验：
第一，立足专业背景，将学术研究、本职工作和参政议政结合起来，以学术研究促进本职工作，从本职工作中挖掘提案参政议政。最近五年，我是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学博士生导师，也是苏州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作为学者，我发动了被成为“新希望工程”的新教育试验，与全国乃至外国教育研究者一起，探讨教育规律，从理论基础、实施难点层面，为政府制定教育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作为分管教育的副市长，我又从政府教育决策和行动中，寻找教育问题的症结所在探讨教育问题的解决之道，并形成提案递交给全国政协。关于免费义务教育的提案、教科书循环使用的提案等等，本书中的很多案例，即来源于此。
第二，立足中国国情，将报国情怀、民主监督、建言献策统一起来，不能不顾国情，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时候，照搬西方经验，迷信书本理论，误国误民。。我出生于教师家庭，虽然在苏州市人民政府担任过十年副市长，但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高等学府，从硕士读到博士，从博士读到博士后，从中国读到日本，漫长的学术生涯塑造了我“知识报国”的书生情怀。我从不怀疑书生报国情怀的可贵，决不放弃“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但是，最近五年来我在全国政协平台上目睹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反复提醒我，抒发书生报国情怀，履行政协委员职责，不能背离我国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只有将书本和实践相结合，将书生情怀和理性精神相结合，将中国实际和西方经验相结合，将提案的及时性和建议的可行性相结合，才能真正有效地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责。就本书中的提案而言，我在撰写的时候，总是要考虑法律上是否允许，经济上是否合理，政治上能否广为各界所接受，进度上能否张弛有度易于控制。当然，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我想得好未必做得好，这一点需要在今后的参政议政平台上继续努力。
第三，立足民间社会，将国家大事、百姓生活、网络民声整合起来，不能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走马观花，搞形象工程，不了解民间疾苦，民生百态，就不可能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作为民进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我每年都有机会和国家领导人座谈国家大事的机会，可以径直听到最高决策层成员的声音，并向他们建言献策。我从不敢轻慢这些研探国家大事的机会，不敢将国家政策与平民百姓的柴米油盐割裂开来。五年来，带着一双政协委员的耳朵和他们交流，带着一双政协委员的眼睛走向贫困的教育，不仅推动了我倡导的“新教育实验”，更帮助了我参政议政。其中，我很多提案和建议都直接来自一线教师、学生家长和网友的建议。
四
立足专业，立足国情，立足民间，就会产生高质量的提案和建议，有了高质量的提案和建议，就会影响政府的决策，改进公众的生活。
五年来，我撰写了大量以教育为主题的提案，被新闻媒体称为“撰写教育提案最多的全国政协委员”。以教育为切入点，我略举几例，说明政协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如关于免费义务教育的问题，2004年我就提出了《在西部地区和其它贫困地区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制度的建议案》，2005年财政部、教育部已经宣布，从2005年春季学期开始，对592个国家贫困县的约1600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的中小学生，全面免费提供教科书，免收杂费，同时，逐步对寄宿生补助生活费。2005年，我又提出在全国农村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的建议，而从今年秋季开始，全国的城乡就要全面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了。
再如2004年我提出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停止"名校办民校"的政策建议》。当时教育行政部门公开鼓励“名校办民校，名校不择校，择校到民校”，导致了大量民办学校的萎缩甚至倒闭关门。我的建议尽管暂时没有采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大家认识到它的价值。在新修改的义务教育法中，国家已经明确叫停了名校办民校。
再如教科书循环使用的问题，2007年两会我提出了加大推进教科书循环使用力度的建议，并且在苏州进行了小规模的尝试。目前，教育部已经决定从2008年春季开始，在农村中小学建立部分科目免费教科书的循环使用制度，山东、山西、江苏等地已经着手开展此项工作。江苏省教育厅规定，在全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以后，严禁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再收取教科书费用。
再如高校负债的问题。2006年，我提出了《关于严格控制大学建设新校区的提案》，2007年两会，我又带来了《关于尽快解决高校巨额贷款负债问题的提案》。我很高兴地看到，经过我们的呼吁，国家对高校债务问题高度重视。陈至立国务委员在近期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高校债务存在潜在的风险，要把高校负债问题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许多。当然，许多问题的解决并不是我个人的呼吁，而是很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同呼吁的结果，包括媒体的关注和政府部门职能转变与改革的作用。不管怎样，我们的努力起了作用。
五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刚刚参加完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初任学习培训。
从现在起，我已经从全国政协常委转任全国人大代表。盛华仁副委员长在讲话时说，按照全国人口平均计算，大约每45万人才产生一名人大代表，每位代表都肩负着人民的重托，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必须增强履职意识和责任意识，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和能力。
新的五年开始了。我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我会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努力学习，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争取尽快熟悉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提高履行代表职责的能力。
(责任编辑：黄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