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换社保换社保可能激化社会矛盾

　　土地换社保馅饼还是陷阱

　　■主持人新快报记者 苏少鑫

　　●话题事由：“要创新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对于越来越受人关注的农民工境遇难题，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于辉达提出建议，“以土地指标换城镇户籍、换住房、换社保。

　　“股田制”改革是否含有政府利益

　　苏少鑫：2007年的时候，重庆市就有农地的“股田制”改革，其中也规定，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入股设企业、农民进城可用土地换社保。有舆论就认为这并非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一个“阴谋”——有人对工业化过程中急剧升值的土地垂涎三尺。对这种论断，各位怎么看？

　　王则楚：“以土地指标换城镇户籍、换住房、换社保。”这反映的是地方政府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大的“饥不择食”的心态。那些换城镇户口的土地指标一旦被流入地城市用来落实到实物形态的土地上，转换为本地城市建设用地，他们就会压价征用那些根本不愿意成为城市居民的郊区农民的土地。只有公共用地国有，非公共用地私有，让城市居民和农民拥有自己所有的土地，才可以阻止政府违法用地的行为。

　　李公明：到底是“陷阱”还是“馅饼”，主要还是取决于农民在这场利益的博弈中是否具有讨价还价的可能与能力，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失去土地的过程基本上是在不具备这些基础的状况中完成的。

　　邹啸鸣：对农用地的硬性政策规定，导致农用地无法加入到市场经济的要素交换市场中。只要不允许被交易，该资源就只能通过被允许的用途参加市场交易。“股田制”改革是希望通过进行制度创新，突破原有的制度约束，将农用地参与到工业化过程中去。将“股田制”与“社保制度”挂钩，则反映了两个问题：现有的社保制度根本没有覆盖到农民身上；决定“股田制”利益分配及风险分摊的，到底是农民的权利，还是政府的权力？政府推动这项改革的动力之中，是否含有政府利益？

　　同城同待遇

　　先要取消户口制度

　　苏少鑫：如果农民工的社保需要用土地指标来换，那么是不是也意味着，社保从来就不是农民工的权利？王则楚：城市居民在城市工作、在城市生活，都直接或间接为城市提供了税收。农民工也在城市工作、生活，也直接或间接交了税，他们应该享有同等的市民权利。要他们拿什么指标来换，实际上就是不平等的“城乡二元体制”惯性思维的表现。要“同城同待遇”，首先就是要取消违宪的户口制度，而不是其他。

　　李公明：这个问题与上述问题有相类似的要害之处：在未解决把土地所有权归还给农民的问题之前，先要你以出让承包经营权的名义永远失去土地。因此，所谓的以“土地换社保”的命题的确就是把我们一直羞羞答答不愿承认的政治伦理之恶从经济学的角度大言不惭地予以肯定，因为这种肯定既回避了政治伦理，也攫取了无尽的经济利益。

　　邹啸鸣：社保制度本质上针对的是“最需要”的人群建立。目前，我们国家的社保虽然扩大覆盖范围，但仍然未朝着“最需要”为中心的制度转换。这里最难转变的，也是最需要转变的，恰恰是“以权力为中心”的配置逻辑。这种逻辑不仅仅歧视农民，也歧视权利缺乏保障的人，比如前国企下岗职工。如果仅仅废除“户口制度”，不废除社保资源以权力为中心的配置制度，它对普通居民的意义为零。

　　土地换社保

　　或会激化社会矛盾

　　苏少鑫：有网友称，如果是件好事，怎么没见到三个农民工代表提？有舆论认为这次三位农民工代表表现不佳，甚至“像新闻发言人”。对这个问题，各位怎么看？

　　王则楚：只有把土地所有权真正还给农民，农民就最知道土地应该如何使用最有效。在土地只归国家所有，集体土地不能直接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情况下，农民工代表能说什么呢？全国人大代表里有几个农民工代表，本身就只有象征意义。没有他们独立的政治组织，没有一级一级的政治诉求的遴选，由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家去表达，要想农民工代表自己“创新农民工市民化途径”，提出“实现农民工与流入地城市城镇居民‘同城同待遇’”的建议，也许是苛求了一些。

　　李公明：根据目前的所有报道来看，这三位农民工代表不但是表现不佳，严格来说是不称职的。其实，问题根本不在于他们的水平怎么样，关键就是他们是如何成为一亿农民工的代表。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论坛上一直思考和倡言讨论的两会代表、委员的选拔机制问题。

　　邹啸鸣：有三个农民代表与没有三个农民代表相比，毕竟还是进步。但这种进步就像蜗牛前进一般令人着急。他们的表现是否合格，是否真正地代表了农民的利益，其代表资格的获得是否符合选举过程的程序正义？这都要由农民自己评价。

　　所谓的“土地换社保”的思维，我认为，提出这种提案的人很愚蠢，他们会激化社会矛盾。

　　王则楚（广东省政府参事）

　　李公明（第九届广东省政协委员

　　邹啸鸣（铅笔经济学社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