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16日电（记者许雪毅、马勇、伍晓阳）与党的十七大精神相呼应，“必须坚持解放思想”是今年两会上的一项共识。
代表委员认为，30年改革开放实践证明，我们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与解放思想密切相关。
30年前解放思想是为了“求发展”，而今天解放思想是为了“求科学发展”，要打破经济社会各个层面那些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东西。
针对现实矛盾，破除体制机制深层障碍 继续解放思想，究竟该解放什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认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经济社会运行中的现实矛盾入手。我国从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后，出现了很多新的阶段性特征。资源环境制约、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对旧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必须探索更科学的发展理念。
在新近一次网上调查中，“就业”居百姓关注的十大民生问题之首。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院长王荣华分析，扩大就业能力的一大瓶颈仍是户籍问题。尽管近年来有所松动，但城乡二元户籍格局仍未根本改变。人数众多的第二代农民工，生长环境已与城市原住居民无异，却由于户籍限制，在接受教育、就业等方面仍受到种种制约，成为城市的“边缘人”。
导致新矛盾出现的深层原因是体制机制不合理，这是代表委员们的共识。“所有的矛盾、问题都能从体制机制上找到根源。”迟福林委员说，“比如资源问题，我国市场化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尚未形成，使用资源成本很低，企业干吗要搞自主创新呢？肯定选择粗放型发展。环境成本都是由政府和社会承担，企业干吗要加大成本，来保护环境呢？而腐败问题，则与既管决策又管审批的权力结构有关。”
他认为，国内发展阶段、外部约束条件都发生了变化，如何从体制机制上实现对发展的保障，是当前改革创新最基本的任务。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社科院专家钱念孙指出，如果说30年前解放思想需要的是勇气和胆识，那么今天解放思想更需要智慧和眼光，要更加理智地分析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存在的问题，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进行更加科学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
摆脱“既得利益”思维，勇于自我革命 全国人大代表彭富春说，去年以来，一些地方高速公路违规收费问题曝光，暴露出过去“以路养路、以桥养桥”做法的弊端，而有关方面却迟迟不愿意进行新的尝试。目前一些部门推进改革，已不是为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而是为了自身利益，对自己有好处就改，没好处就抱着旧制度不放。
多位代表委员指出，更值得忧虑的是，利益观念使不少人对改革开放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30年来形成的一套经验做法和思想观念，有的反而成为影响改革创新、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障碍。
一位西部的省领导谈到一件事：“现在有意向来创业的高级人才不少，有些人直接写信给我，可他们都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能不能给一个副厅级的行政职务。”
这些人才跻身科技、经济最前沿，有些还是“海归”，“官本位”思想却如此浓厚。这让人深感多年来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对解放思想形成了何等严重的禁锢。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欧进萍认为，要继续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创新，就必须改变狭隘的局部利益观，从现有利益格局中突破出来。在这一点上，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有勇于自我革命的勇气。
解放思想，先要解放利益诉求渠道 “能不能规定所有耗能、排污重点企业的统计数据、测算方法必须公开？”全国人大代表、湖南涟钢集团总经理郑柏平提出这样的建议。
这位钢铁行业资深人士说，节能减排是目前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难点之一，由于监督体系不健全，一些地方和企业弄虚作假、数据“注水”的现象屡见不鲜。他建议国家采取措施，使重点企业节能减排状况完全公开透明，让公众参与监督。他说：“资源环境问题事关每个人的利益，理应充分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多位代表委员对郑柏平的意见表示赞同，认为扩大公众在公共决策和管理中的民主权利，是解放思想的关键问题之一：“解放思想，先要解放诉求渠道。”
“为什么政府工作常常得不到百姓的理解，有时百姓意见还很尖锐？就因为缺乏政府和民众平等对话、良性互动的机制。”全国人大代表、福州市市长郑松岩说。
迟福林委员指出，长期以来，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了权力“神秘化”运行，关起门来拍板，很少与群众沟通，作出的决策难以得到百姓的充分认可。当前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与公众参与不足有关。国企改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征地、拆迁导致群众不满，一些领导干部贪污腐败，一些环保问题引发社会矛盾，究其原因，缺乏公开透明的机制都是关键因素之一。
经过30年改革开放，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和社会观念，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提供了新条件。迟福林委员认为，在社会利益多元化、复杂化的今天，不同的利益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不能动辄以道德、政治的眼光去评判。在这方面，要有更加开放的心态。
王荣华代表说：“可以相信，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归宿的改革最终会得到群众支持的，而这也是我们解放思想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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