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检“两长”从革命人到政法人 思想开明最重要

　　从革命人到政法人

　　从1949年沈钧儒、罗荣桓分别出任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检察长起的之后40年，“德高望重”是“两高”首长人选的共同特点。“延安五老”中的二老董必武、谢觉哉就曾担任最高法院院长，他们的继任者杨秀峰、江华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前辈，多位最高检检察长如张鼎丞、黄火青、杨易辰也不例外。

　　他们中有学法之人，也有人在任院长前从事过法律职业，如沈钧儒曾经是大律师，董必武曾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杨易辰早年就读于天津法商学院。

总体而言，历任两高之长多数都是久经考验、功勋赫赫的老一辈革命家。

　　在中国政治语境下，“两高”一直与“一府”并列，实质上共同服务于国家的中心任务。

　　以最高法院为例。1980年代之前，它的首要工作是镇压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民事纠纷的解决相对次要，其目的也仅在于促进人民内部的团结。此外就是一些政治性任务，如执行特赦、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五反运动、审判“四人帮”、复查纠正“文革”冤案。

　　1983年以后，各种具体审判业务才开始成为最高法院的工作重心。19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法院改革和法官职业化的推进，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地位日彰。

　　随着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两高”换届也成为关注焦点。“两高”前任肖扬与贾春旺因各自政法背景被外界赋予“两高”走向专业化的标志。此次，王、曹两人的履新延续了这一风格。

　　目前31位地方高院院长中，17人法律科班出身，在官方看来，已是法律职业化成果初现。

　　思想开明最重要

　　新任法检“两长”征途漫漫。因为正值司法改革推进已届10年，他们的上任被附上与下一步改革有关的注脚。

　　法院内部人士对来自政法委的新院长表示欢迎。他们普遍认为，法律背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身为院长要开明，要民主，知道司法改革应该往哪里走。

　　有观察人士称，十年司法改革行至深水区，在体制上动刀不可避免。资深政法委官员的协调能力和政治敏感是王胜俊非常可观的优势。法律界人士表示，他出任最高法院院长，或携中央下一步司法改革意图而来，也显示出上层对法院作为司法改革中心的重视。

　　据悉，中共十七大后，中央正在酝酿新一轮司法改革。这次将直面“司法地方化、行政化”的沉疴，解决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地方的问题。另外，将法官与一般公务员区隔开来，建立法官系统的职务和职级序列，可能也将被提上改革日程。这些命题，单凭最高法院一己之力，显然难以完成。

　　对王胜俊而言，从神秘的幕后走到了风口浪尖，除了要面对法官们对他的利益期待，他还要面对那些涉诉上访的拦车人，所有民众对司法的不满和期待。

　　而曹建明的难题是，他将率领他的检察团队，监督他服务了近10年的法院系统。这位学者型的最高检检察长或将面临来自复杂司法现实的挑战。

　　一种说法是，在转型期的中国，法院和检察院是权力结构中重要的两个部分，作为一把手，两院“一把手”都必须慎重处理好司法机关的外部关系。由此，作为政治家的能力应更被看重。

　　学者张卫平曾直揭此问题的中西差异：西方国家，一个政治问题可能最终转化为法律问题，通过法律程序最终加以解决。在中国则可能相反，最初的法律问题，最终将转化为政治问题，并可能按照某种政治要求加以解决。这就要求，中国的法院院长更多地是从政治家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不仅因为中国的院长一般不直接审理案件，还在于目前的社会环境中，法律问题同时也可能是政治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各负重任的“两高”之长，作为一把手，他们将必须保持法律家的思维，也必须扮演政治家的角色，毕竟转型远未结束，司法尚未呈现本色。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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