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大国治理的成熟逻辑 中央再强调统筹兼顾

　　《瞭望》文章：治国理政重统筹

　　新时期治国理政能力，突出表现在能否从十三亿人的角度，统筹兼顾各个方面的建设与发展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泽伟

　　3月18日，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直言，“必须解决经济发展当中的不稳定、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国际、国内不可测的因素多，因而决策困难。”

　　次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了国务院领导同志工作分工问题，新一届国务院开始全面履行职能。

　　直面国内外形势，按照中央的要求，只有坚持统筹兼顾，才能真正处理好我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的改革发展稳定问题，真正处理好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方面的利益问题，真正把全体人民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

　　统筹兼顾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历史经验，被中央确定为“我们处理各方面矛盾和问题必须坚持的重大战略方针”。从毛泽东当年提出统筹兼顾，到今天中央关于统筹兼顾的新阐释，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现实针对性。

　　受访的权威人士指出，自觉地运用统筹兼顾这个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并不是简单地摆平各方面关系，而是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要求，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

　　大国治理的成熟逻辑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于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社会建设滞后等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突出，在于人口资源环境对发展的制约因素突出，在于发展付出代价过高的问题突出等。

　　正是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统筹兼顾，在重申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之外，又增加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同时，强调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努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新中国建国初期，毛泽东就指出，“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的统筹兼顾。”他还将执政哲理比喻为“弹钢琴”——“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其本质也是在强调一种统筹兼顾的方法。受访的权威人士认为，虽然当时面临的工作和问题与今天不一样，但从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出发作计划、办事、想问题的基本精神，对今天仍有重大现实意义。

　　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潭指出，中央强调的“统筹兼顾”，针对的已经不单单是“点”上的问题，而是“面”上的问题，是大国治理中存在的体制问题和制度问题，这是我们党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必然结果，标志着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注重制度建设和制度改造的新改革时代。

　　比如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关键在于明确哪些是中央政府专属职责，哪些是地方政府专属职责，哪些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享职责，避免出现责任不明的现象。然后按照人权、事权和财权相统一原则，为各级地方政府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人权、事权和财权。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熊文钊认为，只有在不断促进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化、法治化的基础上，央地关系才能保持一种均衡和稳定的状态。

　　再如，在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重大利益关系时，陈潭说，当前，社会利益格局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个人利益、团体利益、阶层利益正在突破原有的边界和格局，个人的道德变量在社会发展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此时提出“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张宇燕指出，“统筹兼顾”此时的含义，就是要设计出一套规则、制度或社会规范，让各方面利益，包含地区利益、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等，无论是群体、地区、部门、企业还是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服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中央党校哲学部主任庞元正教授说，坚持统筹兼顾，就是要从全局出发，系统设计，通盘考虑，照顾到方方面面，协调好各种关系，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局部与局部、局部与全局良性互动和最优发展。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都需要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这是在发展问题上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

　　陈潭说，对统筹兼顾的新阐释，表明中央对现实的中国国情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对改革所面临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它充分考虑到了个人－集体－国家、城乡－阶层－区域、经济－社会、自然－人类、中央－地方、国内－国际等关系层面，反映了大国所具有的成熟的治国理政逻辑。

　　明晰统筹兼顾思路

　　当前，中国城乡发展失衡，差距日趋扩大，环境形势严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指出，统筹兼顾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搞新的平均主义，并不是要放慢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而是要防止城乡社会结构的断裂，防止区域发展出现鸿沟，防止发生与社会主义原则相违背、并导致社会主义基础瓦解的两极分化，防止单纯追求GDP增长速度、不惜牺牲其他社会发展价值的偏向，防止对资源的滥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陈潭认为，新改革时代的统筹兼顾是一种寻求可持续发展、共享式发展的可实现模式。

　　在具体落实环节上，首先需要“统筹”重点。

　　例如，解决中国城乡发展失衡的问题，“三农”是重中之重。因为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中有最大的困难群体；农村是社会建设中短板中的短板。

　　因此，改革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打破农产品售购双重垄断的市场结构；完善“城乡公平”的公共财政、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加强农技推广等，均可视为“统筹兼顾”的着力点。

　　其次，以制度建设保证统筹兼顾政策的长期性、稳定性。

　　例如，在统筹东中西部地区发展中，有一些政策必须制度化、机制化。比如建立权威的、统筹协调的区域政策管理机构；强化转移支付，在经济政策、资金投入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提供相对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健全市场机制、引导产业转移；健全互助合作机制等。

　　再有，高度重视制度建设、政策设计中的价值导向。

　　目前，贫富差距表现为权利上的差距、知识上的差距、收入上的差距。以收入差距为例，由于缺乏公众认可的“公正”的职业、收入等级序列，加剧了收入秩序的混乱。因此，为避免“两极分化”的原则，建立公平、公正的环境，严堵非法收入渠道等举措，应该特别加以注意。

　　此外，陈潭还建议，要把握中央统筹兼顾的内涵，首先要认识到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现实，认识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将统筹思想落在实处

　　受访的专家指出，保证全体人民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也取决于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对此，中央明确指出，将更加注重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加快建立健全有利于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创业活动蓬勃开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大力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环境，把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凝聚成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动力。

　　中央还阐明，更加注重发展成果的普惠性。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统筹兼顾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促进创造财富和公平分配的协调，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这其中的一个关键点就是高度重视改善民生。按照中央的要求，改善民生的工作很具体也很广泛，要区别轻重缓急，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加大投入力度，拿出更多的财力物力，扎实解决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民生问题，特别是要更多地关注和改善城乡低收入和困难群众的生活。

　　统筹兼顾以及由此制定的方针、政策要产生效用，还有赖于政府、企业的运用和落实。

　　在地方政府层面，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孙柏瑛教授说，其一，领导干部，特别是各部门、各地方一把手“统筹”观念的确立，是“统筹”能否落实的关键点之一。

　　其二，地方政府应超越自我的瓶颈和界限，加强与企业、社会机构等平行关系的互动与联系。例如，去年深圳市已经借事业单位改革的契机，对全市公园的养护及保安，全部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模式。这一模式，便是政府发展平行关系的形式之一。

　　陈潭也分析说，地方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要纠正重经济指标、轻社会进步，重物质成果、轻人本价值，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重局部利益、轻全局利益的偏颇。在地方公共政策的指向上要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一方面努力促进并保护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自由竞争，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对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为那些相对薄弱的地方和困难群体提供更多的扶助，使他们也能分享到改革开放的红利和社会进步的成果。

　　在企业层面，“统筹”的落实难度相对较大。孙柏瑛说，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盈利。如何使统筹观念影响企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