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来自农村基层的人大代表
两次和总理的特别接触 马文芳，乡村诊所的医生，他见证了中国新旧两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40年的从医生涯，马文芳有着什么样的经历？面对面董倩专访全国人大代表乡村医生马文芳
董倩开篇语 农民看病难，看病贵，是当今我国农村多数地区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不过，随着一种新兴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参加河南代表团的全体会议时，专门点名听取了一位乡村医生的发言，为什么，温总理会点名让他发言，他曾经做过什么？今天的面对面请您和我一起，认识乡村医生马文芳。
在我国农村多数地方这些年来，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但是，这些年来随着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在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出席河南代表团的全体会议的时候，曾经点名要听一位乡村医生的发言。他是谁？这些年来他又做了些什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乡村医生马文芳。
人物封面 马文芳 57岁 河南通许人
2007年11月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解说：2008年3月8日上午九点，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温家宝总理参加了河南代表团的讨论，那天，来自河南省开封市通许县苏刘庄村的村医马文芳坐在第一排。 董倩：那天您有没有被安排发言？
马文芳：当时也安排了，安排了我是第十一个，最后发言到第六名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多钟。
董倩：十一点半都第六个了，那估计是没戏了。
马文芳：对，当时我想，肯定是到不了我了。
董倩：后来呢？
马文芳：后来总理又亲自点我，让最基层一个同志发言，叫马文芳发个言。
董倩：你当时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被总理点名发言了。
马文芳：非常激动，那时心都要蹦出来的那个架式。
董倩：当时有没有做好准备，在总理面前准备说什么，有没有一个书面的稿子，一、二、三、四、五都写好。
马文芳：有个简单的稿子，打了个提纲。
董倩：你准备说什么？
马文芳：我这回是给总理，题目就是给总理交一个满意的答卷。我说我叫马文芳，是河南省通许县大岗乡苏刘村爱心诊所乡村医生。我临上车的时候，全村父老乡亲把我送上车，还对我说了一句，说让我给总理带个礼，给他鞠个躬，说一声谢谢。这时候我站起来给总理鞠了个躬。当时总理，我看不到，那时我只顾激动了，我都不知道。记者都看到了，总理含着泪，总理连连说，谢谢，谢谢。
记者：你就说了这么多给总理鞠了躬吗？
马文芳：第二步还得说，都要说农村的医疗的状况。比如说农民看病贵，看病难，怎么难法。这次给总理汇报，国家加大对卫生投入，医疗卫生投入，特别主要是伸向农村和基层，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提出了，把“乡村医生”四个字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当时我给总理说的时候是非常激动，从来没有把这四个字写到政府工作报告，这次把“乡村医生”四个字写到政府工作报告。
董倩：你能够看到总理在听你报告的时候，是什么表情？
马文芳：总理确实非常亲切，非常聚精会神地听我说，我说，2007年我村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我和村干部的大力宣传和发动下，使他们了解到新农合的好处，党的好政策。
董倩：您说的这个报告，从站起来发言一直到发言结束，用了多长时间？
马文芳：大约就是十来多分钟，不到二十分钟。
董倩：十来分钟的汇报过程中，你不可能没有关注总理，是用什么样的眼神，什么样的态度，在关注你的发言？
马文芳：当时我只顾激动，没有详细看总理什么反应。
解说：为什么，温总理会点名让马文芳发言，这要从2006年2月说起，当时，马文芳接到河南省卫生厅的通知，让他去北京参加由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和“十一五”规划纲要座谈会。 董倩：为什么会选中您呢？
马文芳：具体怎么选中的，我也不太清楚。那是春节的二十八那一天，在河南省卫生厅通知我的。当时几号，他也没说清，你有个思想准备，过年可能总理要接见你一次。当时我听了，我就懵了。
董倩：为什么？
马文芳：我都不相信，是不是我耳朵听错了，总理怎么会接见我，我是个乡村医生，又是个农民。我当时听了很不信，到第二天，卫生部又正式通知我一下，到2月3号，你准时到北京来，卫生部去接你，2月6号你给总理汇报农村医疗的状况。当时我心里可纳闷了，怎么汇报，汇报什么，我当时非常纳闷，因为我实在不是太明白。
解说：2006年2月6日，马文芳第一次在中南海小礼堂见到了温家宝总理，当时，被邀请探讨农村医疗问题的有三个人，一位是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一位是中国疾病防治中心的专家，而作为全国82万乡村医生的代表，只有马文芳来自基层。 董倩：你去汇报，紧张吗？
马文芳：也紧张。当时总理一进屋的时候，我很激动，没话说。看他那么慈祥，带着微笑，给大家招招手，最后一个一个握手。
董倩：你是第几位发言人？
马文芳：他俩发言完以后，我才发言。
董倩：汇报的时候，只有你们三名汇报者，还有总理？
马文芳：还有，其中汇报的一共是13名。13个，科、教、文、卫、体，13个人。有温总理，吴仪副总理，华建敏，陈至立。
董倩：都在现场？
马文芳：都在现场。我们的高强部长也是旁听。为咱农民给总理汇报了三个难，当时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怎么看病贵，怎么看病难，我给总理举了简单几个例子，实际是真实的例子。你看我村有个马学太，当时他患了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时常小便不利。最后，没钱看病，尿憋了三天三夜，最后不省人事了，也可能形成尿毒症。这时候才到我的诊所，我一看人不行了，我拿出三百块钱，又拉到县医院给他进行治疗。你想，他如果有钱，他能憋三天三夜么。再一个，李兴中，也是我们村的，他小孩17岁得了糖尿病，为了儿子治病，变卖了所有的家产。最后，也借遍了千家万户，钱也借不来了，东西也卖完了，最后又在开封卖血给儿子治病，最后这孩子去世了。
董倩：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两个例子汇报给总理？
马文芳：当时汇报农民怎么个难法，再一个乡镇卫生院，比如说，我们县有十二个乡镇卫生院，通过多方投资，有的承包，最后还是没有把它救活。始终只有一个、两个能慢慢维持，但是，还是工资发不下来，没饭吃，他们医生都不在那里了。再一个，我们乡镇医生更难，比如说过去的疟疾防治，我掂着暖壶，拿着药，给我们村的三百多名发疟疾的患者。都是掂着暖壶拿着药，从早上到上午，从上午到晚上，从晚上到十二点，还有药送不完，但是最后疟疾全部消灭了。确实作为无论一个乡村医生来说，干这个工作也是我的责任，也没有拿国家一分钱。
董倩：当时你汇报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因为往往向国务院最高领导汇报的时候，恐怕你会想一想，是说好听的，还是说难听的。难听的里面，又说这个话，要说到什么地步，是把最真实的东西告诉总理，还是说要稍微地把它包装一下再告诉总理，这方面你是怎么考虑的？
马文芳：我当时没有这么想，我只想把农村的实际情况给总理如实地汇报，让总理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但是我可没想说什么大话，虚话，我一点也不会说。
董倩：当你说完了这些几个难之后，总理有没有什么样的反应？
马文芳：总理第一句话问我，你多大了。我说55了，总理说不像不像。现在你们那里办好新农合没有，高强部长站起来说，他那里还没有办新农合，是明年开始，今年还没有办新农合。总理说，如果办好新农合，你能不能干好。那不用说，我肯定说，能，请总理放心。
董倩：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你没有加思索就说了能，还是说要想一想才说的能？
马文芳：没有加任何思索。
董倩：你为什么就敢拍着胸脯？
马文芳：我肯定能把新农合办好。
董倩：为什么，你没试过怎么知道？
马文芳：对，虽然说没试过，但是其他有试点，基本情况我也了解，这个办好新农合，是为农民办好事。为农民办好事，我就有决心，特别是在我们村里头我能把它办好。
董倩：你当时毫不犹豫地就说了能。你知道里面会有风险吗，或者说里面有困难都想过吗？
马文芳：困难我能克服。
董倩：你能够把所有困难都设想进去吗？
马文芳：当时没有设想那么多，只要是为父老乡亲的身体健康，我就肯定能。
片花：面对温总理，立下军令状，马文芳将如何兑现承诺。回到家乡，他又怎么劝说乡亲加入新农合。请继续收看，面对面董倩专访全国人大代表乡村医生马文芳。
解说：2006年的3月5日，也就是这次座谈会的一个月后，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重点讲述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温家宝同期：主要抓好三个方面，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2006年把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40%的县，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由20元提高到40元，中央财政为此将增加支出42亿元。
解说：2006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河南省推广，当年的11月，苏刘庄村也开始推行这个医疗制度，为了兑现自己对总理许下的承诺，马文芳和村支书一起给乡亲们做宣传工作。 董倩：当着总理的面你说下了能这个字，这就等于许下了一个军令状，接下来的时间怎么做，就看你自己了。
马文芳：我回去以后，我就开始宣传新农合的好处，我不断地给老百姓讲，我们那里有个健康教育室。我们村整个健康教育都在我那儿。我分批分批地去给他们讲。
董倩：怎么讲？
马文芳：第一个是健康教育，在明年开始加入新农合了，父老乡亲，一定要把新农合搞好。因为新农合是国家的新事物，再一个是国家给农民看病难，看病贵提供了一个桥梁。
董倩：你们是三个自然村，有六百多户人，有两千五百多个村民。当你做完了最初的一轮宣教以后，有多少人主动地给你签下“我要参加新农合”？
马文芳：大部分都比较通，有少部分不是太理解。
董倩：大部分是什么概念，少部分又是多少？
马文芳：反正是80%以上，将近90%都配合非常好，明年一定加入。
董倩：这个10%有多少户？
马文芳：大概当时有百十户吧。他也不是不愿意，对它不是太理解。他也是走着看看。
解说：按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规定，每位参加者，需要每年缴纳10块钱的农村合作医疗费，为了这10块钱，马文芳下了不少功夫。 马文芳：这样就开始发动宣传，跟老百姓收钱，一个人十块钱。这时候我们的村干部和我，一个组一个组地进行开会，一片一片进行说，最后说不到的，把他叫到我的诊所，进行做工作。
董倩：还有多少人没交，就是不是主动地交，还剩多少？
马文：最后83户没有交。
董倩：这83户，他们交不上，有什么样的原因？
马文芳：有的是穷，有的确实是不太理解，不愿意交。
董倩：这件事情，你不是已经做了很多次宣传，为什么到底在哪个节骨眼上他们理解不了，所以不交这笔钱？
马文芳：有的是这样想的，到底是行不行，好像是试试看，下一年确实得到实惠了，下一年再交。
董倩：观察。
马文芳：观察一下。
董倩：这是一类，还有哪一类？
马文芳：还有一类，确实现在拿不起这个钱，像苏金堂马辈等等，很多的就是拿十块、二十块，好像也交不起。最后很紧啊，剩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最后这两千六百七十块钱，叫我抓紧时间拿出来。
董倩：谁要求您马上拿出来？
马文芳：我自己愿意拿出来的。
董倩：当时上面有硬性规定吗，要求你必须要完成？
马文芳：没有，我自己愿意拿出来的。
董倩：人家不交，你交，人家没钱，那就是你有钱？
马文芳：那也不是那个意思，实际上我也非常没钱。
董倩：这笔钱你从哪儿来的？
马文芳：我从我的诊所拿来的。
董倩：这笔钱对你来说，是一笔什么样的数字？
马文芳：非常不小的数字。
董倩：拿出了这笔钱交了新农合之后，你的诊所再运行下去的话，会有问题吗？
马文芳：那反正是肯定能受影响。
董倩：你指望他们会把这笔钱再还给你吗？
马文芳：没有这个想法。
董倩：这种动力，或者说这种紧迫感是从哪儿来的？
马文芳：第一个是答应了总理一个承诺，再一个叫他们真正地交了以后，他们拿到本了，让他们真正在新农合当中得到了实惠，得到了好处，得到国家的好政策，我是这样想的。
董倩：如果你不向总理允这个诺，许下这个军令状的话，这两千六百七十块钱，你还会给你的乡亲们去交吗？
马文芳：那我也会。
董倩：为什么？
马文芳：我过去给乡亲们拿出的钱太多了，我一心就是报恩，人毕竟有感恩之心。
片花：乡亲们的169块钱，马文芳要用一辈子来回报；自己的诊所，创办不到两年，又濒临倒闭。请继续收看，面对面董倩专访全国人大代表乡村医生马文芳。
解说：1951年，马文芳出生在苏刘庄村一个贫穷的家庭。在他10岁那年，因为家里没钱看病，马文芳遭受了家破人亡、撕心裂肺的痛苦。 马文芳：在我十岁那年，我母亲32岁得了伤寒，当时在床害了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全家的东西都都卖光，卖尽了，我父亲为给我母亲治病，借遍了千家万户，是能借的借了，不能借的也借了，该借的也借了，不该借的也去借了。
董倩：借钱是什么滋味？
马文芳：那时候我也小，具体我父亲是什么滋味，我也不太清楚。最后我知道他借了一天，一共借了一块二毛钱。最后我母亲两个月的时间去世了。这还不算痛苦，最痛苦的还是我母亲去世的第五天，我八岁的弟弟又患上了伤寒，这个时候是我家最痛苦的时候。结果眼看着我弟弟挨了二十多天，一天不如一天。生命眼看是命在旦夕，这时候我们全村的父老乡亲伸出了爱心之手，每户自愿地给我家捐钱，一分，二分，五分。有的拿着鸡蛋给我家送去了。不但我村的捐了，为了救我弟弟，我们周边村的也给我家捐钱。这时候，每捐一分钱，我都跪到他们门口给他们磕头。
董倩：磕了多少头？
马文芳：我都记不住，只要给我家捐钱的，我都磕头。实际在我心中，病人怎么痛苦我最明白，难人怎么难的，我最清楚，那时候。你想啊，最后一共捐了一百六十九块钱。
董倩：在1961年时候，那是一笔什么样的数字？
马文芳：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这时候，拿出这169块钱，也是我弟弟救命的钱，把我弟弟抬到了开封市医院，最后二十多天，还是没有救活他的命。这时候，接近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伤寒夺去了我家两个人的生命。这时候，我在我弟弟，我母亲的坟前发过誓，农村为什么没有医生，那时候没有诊所，没有医生。如果有医生多好啊。这时候我下了决心，一心就想当医生。给农民治病，来报答父老乡亲的恩情。
解说：有了自己心中的目标，马文芳开始了求学之路，那一年他只有13岁。 马文芳：我就背着书包，我听说哪里有医生 先生，我就去找到他，跪下给他磕头，要学医。最后找了几个人，都不是太愿意教我。
董倩：为什么？
马文芳：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太了解，到现在想，是不是他们老中医保守，或者是不是嫌我小，我也不是太明白。
董倩：后来呢？
马文芳：最后我找到通许我们县有个老中医，不过现在老中医已经去世了，叫付振中。最后还是他愿意教我。最后给我两本书，他说回去背吧，孩子，背好了以后再来找我。我就回去看那个书。
解说：就在马文芳拿着老中医给他的两本书，苦苦自学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开始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1967年，当时的开封市通许县卫生局，在马文芳所在的苏刘庄村成立了卫生班，经村干部的推荐，马文芳成为了一名学员。 马文芳：那时候才17岁，让我上了卫生班，上了卫生班以后，我回来就在诊所。那时就当了赤脚医生。
董倩：赤脚医生，当时有收入吗？
马文芳：那时当然有，工分嘛，他们上地劳动也是挣那么多分，我当赤脚医生也是挣那么多分。
董倩：当时你就开始给村里面的父老乡亲开始治病了？
马文芳：对。
董倩：可是才17岁，而且也没有受过什么系统专业的训练和教育，你觉得能做好这项工作吗？
马文芳：尽最大的力量去做，在那时候，因为农村还没有诊所，农民还没见过医生，当时我学了一年的时间，我为这事我买了很多书，我没上过大学，我就自己钻研，为了给父老乡亲治病。光我的药箱子就背坏了五个，也可以说，每天跑遍了千家万户。我爱人和我抬过杠，晚上在窗户外面叫，不管是大人小孩，不管是男的女的，不管是老的少的，他只要在窗下叫一声，我都知道是谁。我们村里的人走进我的诊所里，他多大，他身体状况，他有什么病，我都知道。
董倩：为什么你知道这么清楚呢？
马文芳：因为每一个人，每一家，不能说一千遍，也去过几百遍。
董倩：您给每一户人家去看病的时候，你是有自己的工分，但是你给别人看病，你收他们的钱吗？
马文芳：收，那时候打一针，连吃药，三分，五分，有五毛的都很少见。不收不行，那是诊所的，那时候诊所是大队的，那叫卫生室，那属于大队的。你收的每一分钱都是大队的。
董倩：你看的病人多，卫生所的收入就多，你个人的收入会不会也稍微多一些？
马文芳：不会，那时候是死的，就是那么多工分。最后条件好一点，一个人每月补助三块钱。
董倩：那时候的农村合作医疗和现在开始实行的新农村合作医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马文芳：那时候是一个人一年兑一块二毛钱，国家不拿钱。那时候我在诊所，我也搞了合作医疗，利用三土四制，土法上马。三土，就是土药，土方，土医。四制就是自己制丸，制散，制膏，制丹，三土四制。这样给老百姓看病，老百姓也比较简单，那时候看病也三五分钱，那时合作医疗搞得非常好，用三土四制，土法上马，把农民的病基本上全部看完了，不但一年一个人一块二毛钱，还要结余。没有现在复杂。现在病又转了，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病，多了。
董倩：在什么时候，你觉得可以自己单独应对一些老乡的问题了？
马文芳：那都是二十多岁的时候，25、26的时候，我又在通许上了一年卫校，又学了一年，最后到开封淮河医院又进修了一年。回来以后我给农民看病，也是还是老三件，听诊器、体温表、血压计。我用了三件的东西，就给农民利用望足扣听的方法，详细给他看。我坚持第一个原则就是细致给农民看病，尽量把这个病看准，尽最大力量把病看准。再一个原则，就是把病人当亲人，我跟他们说，我小时候是个苦孩子，农民怎么难我最清楚，病人怎么痛苦我最明白，所以，我小时候苦过，父老乡亲帮过我，我现在好点，我就帮人家。所以，我跟他们说，病人来了，别把他当成病人看，当成自己的朋友看，当成自己的家人看，当成自己的亲戚看，他没吃的给他吃的，没穿的给他穿的。在我诊所是这样。
解说：那个时候，马文芳用一颗报恩的心，为乡亲们看病。当时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走向普及化的程度，到1976年，全国已有90%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然而两年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人民公社被取消，合作医疗制度也自然解体。经过大队研究，决定让马文芳自己办一个村诊所。1978年,马文芳用省吃俭用的钱，盖起两层简易小楼，创办“爱心诊所”。 董倩：那个时候很多农村的，尤其是村的医疗所都放弃了，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5%，你的诊所是在这5%中的一个，你为什么要坚持下来？
马文芳：我就这样想的，第一个我要报恩，为父老乡亲服务。再一个我利用我的三个原则去给老百姓看病，这样越看越多，形成良性循环。
董倩：当时你的经济底子厚不厚？
马文芳：不厚。
董倩：那你不厚的话，你得去买药。
马文芳：买药，借钱。
董倩：你给谁借？
马文芳：给父老乡亲，朋友，亲戚，最后借钱买药，买药欠债。
董倩：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借钱是最难的一件事，虽然说你是乡村医生，你在那儿的信誉应该是很好的，但是你五次三番地借，还有人愿意去接给你吗？
马文芳：那可不愿意。欠的回数多了，肯定不行。
董倩：那怎么办？
马文芳：不欠。有多少钱就买多少药。那五年非常苦，也可以说我那诊所，我去买药，我和我爱人拉着车，我的孩子在上面坐着，去药店里买药拉回来。
董倩：是哪个地方的医院，是去县里？
马文芳：至少得上乡级，县级。那时候不跟现在一样，现在一打个电话，缺什么药就送过来，过去不行。
董倩：您拉着车？要走多久，走多远的路？
马文芳：至少十二公里以上，六公里以上。
董倩：可是你手里就有有限的钱，你只能买有限的药。而村里面的病人，对你的医疗的需求，对药的需求确实是大大超乎你能够得到的，你怎么办？
马文芳：不好办。
董倩：那这样的话，不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吗？
马文芳：关门了。
解说：1980年，也就是在“爱心诊所”开办两年后，因为乡亲们拖欠马文芳的医药费越来越多，无法填补赊药的窟窿，“爱心诊所”被迫关门了。 董倩：当时有没有办法让它不关门？
马文芳：最后我关了，确实没有药了。药架上没有药了。
董倩：而且也确实借不来钱了吧？
马文芳：对，在我关门的那一天，我们村支书也找我去了，很多父老乡亲，亲戚朋友也找我去了，你不能关门，你关门了怎么办。
董倩：他们怎么知道你要关门的？
马文芳：那我写了，大门上写着啦。
董倩：写的什么？
马文芳：停止营业。
董倩：停止营业，四个字？
马文芳：嗯，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停止营业，你不能关门。
董倩：答案也很简单，也是四个字，没钱买药。
马文芳：对。
董倩：在这种情况下，有办法吗？
马文芳：最后村里给我拿了几百块钱，最后欠债的，村里帮我要了一部分。有的确实没钱，最后关了不到一天门，早上写的，晚上又开门了。
董倩：你能记起来这两笔钱加起来是多少吗，数字是多少？
马文芳：一千两百块钱。
董倩：你下午开门了，停止营业这几个字就可以撕下去了。你恢复营业之后的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
马文芳：给老百姓看病。
片花：“爱心诊所”恢复营业，马文芳又将如何经营？儿子大学毕业，马文芳又是怎样安排他的工作？请继续收看，面对面董倩专访全国人大代表乡村医生马文芳。
解说：马文芳的“爱心诊所”停业不到一天，又恢复了营业。只要病人的家属一声招呼，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马文芳背着药箱就会赶到病人家中。做了40年的乡村医生，马文芳几乎到过村里的每一家。正是因为马文芳热心周到的服务，赢得乡亲们的信任。 董倩：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医生，难道你有什么更雄厚的经济上的资助方吗？
马文芳：没有。
董倩：你的钱怎么解决？
马文芳：我就这样看病多啦，我一个人挣了一毛钱，我最多一天看一百五十多个，也可以说看病的都是排成队，我薄利广销，虽说挣钱少，利小，按国家的利润，没有加任何费用，这样，这样我看病多了，就挣钱多了。
董倩：如果一天要看150多个病人的话，有足够的时间保证质量吗？
马文芳：肯定得保证质量，这个可是一点都不能少。必须得准确，那一天，我给你说实话，早上饭没吃，上午饭，我爱人给我送过来，我也没吃，一直到晚上，到夜里十点多我还没吃饭。
董倩：是每天都这样，还是个别的？
马文芳：我记得那天最多，最后我查查那天的方，一共多少，一共156张，平常都是七、八十个，一百多个。
董倩：你的经济状况什么时候就进入到一种良性循环，不再赔钱？
马文芳：要说不在赔钱在1985年以后，病号多了，有我自己去营业了，最后良性循环就比较好一些了。
解说：1985之后，随着“爱心诊所”良性循环，马文芳也有了一定的积累，那个时候，他始终想着村里的乡亲们，马文芳不仅为每一户村民建立健康档案，还自己掏钱，为村里孩子们接种疫苗。 记者：一年下来的话，这笔费是多少钱？
马文芳：大概都在三千多块钱，我拿钱去把药买回来，给儿童去打。我们村全部都是免费的。
记者：为什么要免费？
马文芳：我想到，我弟弟的悲剧不能叫它重演。再一个，我的父老乡亲帮我，现在我的条件比他们好了，我要去帮他们。
解说：为了减轻患者的负担，马文芳对所有病人实行就诊不收挂号费、检查费；伤残军人看病药费减半。对于那些经济上有困难的乡亲们，马文芳干脆就免了他们的医疗费。多年下来，他为村民们减免药费将近20万元，而马文芳和他的家人现在住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房子。不仅如此，马文芳还为乡里敬老院的五保户免费送医送药。 董倩：为什么有些老人，有的你要上门照顾，有的还要接到自己家里来照顾，什么原因？
马文芳：报恩之心，有个老伤残军人，无儿无女，最后，给他看病以后，害病以后三天了，没见到他。我最后看了以后，已经不省人事了，这个老百姓脑血管病偏瘫了。这时候我就把拉到我的诊所去。
董倩：是住在你自己的家里吗？
马文芳：住到我的诊所，也跟我自己的家一样。因为我吃住都在诊所，伺候他四年零三个月。最后直到他死去。
董倩：等于这个老人在临终以前的一切，你都负责了？
马文芳：因为他是个伤残军人，他过去扛过枪，打过仗。为了父老乡亲，国家的和平，他出过力，再一个，他没儿没女，我有条件，我有房子，我可以把他接到我的诊所，我可以管他吃，我还能给他看病，那时候住那个屋，他的大小便都在屋里，味道很难闻。再一个，每次喂饭的时候，我给他后面推着脊梁，有时候给他抗着脊梁，我爱人喂。他吃饭有时候呛，一点不好喷我脸上，我爱人一脸哪都是。他有一次大便干结了，我记得我给他用点药，我抱着他，解大便的时候，呼啦一下，喷得我脸上都是。
董倩：你烦过他没有？
马文芳：不是烦过他，他很恼了，结果他就照着自己脸上就打，恼得慌。他说，文芳我们又不亲不近，你这样照顾我，我糟蹋你，我死啦，我实在我真是不想活了。
董倩：这位老人家走的时候，你们两个之间有没有说过什么？
马文芳：经常说，文芳，你伺候我这么多，我到死了我也不能忘记你。最后实在不行了，抢救的时候，他还掉着泪说这话。
董倩：老人家？
马文芳：嗯。最后去世了以后，我们村里大队干部的帮助下，当时也没亲人，就把他埋了。
董倩：你刚才一直在说这么做是为了报恩？
马文芳：对。
董倩：村里有这么多的人，你这个恩要报到什么时候？
马文芳：我跟儿子都说，不管怎么说，爱心诊所既然是写上了爱心诊所，就是报恩。父老乡亲帮咱，我这样帮他们。最后，不但我要报，你也得应该报下去，你也应该坚持把这个诊所搞下去。
解说：2001年，马文芳的儿子马英豪考上了河南中医学院，四年后，当儿子马英豪拿到毕业证，想在大城市找份工作的时候，父亲硬逼着他回到了村里的诊所。 董倩：比如说你的儿子，你非要让他们回来跟你一起做乡村诊所，你觉得你这样做对你的孩子公平吗？
马文芳：现在作为我来讲，我再三跟他们讲道理，具体最后他报不报恩，把诊所能不能继承下去，我死了以后，这事我也管不着了。
董倩：但问题是你已经把人家从城里拽到乡下来了，这个孩子们能不能理解？
马文芳：现在还可以，基本上还是比较理解。那时候我真是跟他们说得一清二楚，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把诊所搞好。过去我想什么，我是怎么想的呢，早晚我死了，我跟我儿子说，我死了，谁谁他爷爷怎么怎么着，谁谁谁他老爷怎么怎么着，我有个好名就行了。
董倩：那是您自己的亲儿子，您难道不愿意您的亲儿子在大城市里当医生吗？
马文芳：当然了，我很希望他到大城市去当医生，我也希望他能挣更多的钱，我也很希望他能有更好的生活。但是，我的心愿，我的永远报恩之心，我永远得坚持下去，只要是有病上我这诊所看病的，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他难呐，他们没哭，我都掉泪了。我实在太理解农民的心情。我所以让儿子继承我这个事业，因为我那个诊所效益非常好，周边村的，甚至周边县的都上我那儿去看病。一定要继承下去，第一个是为人民做服务的，再一个，再一个了结我的一辈子的心愿。
解说：现在，马文芳的儿子马英豪也在“爱心诊所”里工作，如今的“爱心诊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房间增加到了15个，而且，在听诊器、温度计和血压计着老三样的基础上，还添置了新的设备。2007年11月，马文芳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这也让他有了机会，代表全国的乡村医生参政议政了。 记者：现在在农村新的农村合作医疗已经实行了有一段时间了，你觉得效果怎么样？
马文芳：变化非常大，过去农民小病他自己熬成大病，大病不敢进医院，现在，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2007年，我县是头一年，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当时父老乡亲在乡级医院报销60%，在县级医院报销30%，现在在乡级医院报销75%，在县级医院报销60%，2007年的封顶价，最高封顶价就是一万块钱，今年是三万块钱，所以，老百姓上我这屋里，上我的诊所跟我说，我们也是公费医疗，国家的人是公费医疗，我们也是公费医疗，我们花一千多块钱，只花二百多块钱，这样老百姓确实得到了实惠，真正感觉到党和政府对农民的关怀。
董倩：做了四十年乡村医生之后，现在你理想中，那种理想状态乡村诊所应该是什么样的？
马文芳：我现在有个想法，如果真正解决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这个诊所还必须得国家投入一部分，比如X光、心电图、B超，各种化验，这几项改善了以后，再一个乡村医生加强培训，再一个上级的医生能适当到诊所去，这样老百姓真正能解决农民的大问题了，就跟社区一样。
董倩：您觉得现实状况和理想状况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马文芳：我认为很快，因为这次总理在医疗卫生这方面，大量地投入了，结果今年的投入是832亿元，就是面向基层。所以我认为改善得非常快，因为把乡村医生这四个字也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再一个，给我们乡村医生适当一点补助，够60岁以上，给我们适当地发点养老金，叫我们生活稍微有点保障，这样是我最大的理想。我想把诊所能搞好了，在乡村里老百姓看病也会好一些。
董倩：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今年已经57岁了，您准备干到什么时候？
马文芳：什么时候死什么算。能干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没有时间。 (来源：央视《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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