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是如何成神的

　　◎本刊记者孟盛

　　善始善终

　　一个体现儒家思想的

　　完美主义者

　　历史为什么选择包拯作为“清官”的代言人？机遇往往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这与其所处历史背景不无关系。

　　包拯生长于北宋真宗，成于仁宗。

宋朝一直没有出现一个强势时期，二帝奉行妥协外交，把国内的政治安定与经济发展放到首位，在社会各方面发展上取得了成功，因而出现了一个太平治世。

　　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反映到政治上。北宋初年为稳定政权而形成的“祖宗之法”发展到此已经不能再适用，特别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时期，这种积弊尤为凸显，比如冗官冗兵冗费等问题，改革的呼声日渐成为政治强音。

　　“包拯生长于这样一个革新的朝代，他的思想理念、行为方式、政治抱负、治国策略等肯定会打下时代的烙印。”四川大学宋史研究专家刘福生教授告诉记者，这种政治改革的诉求首先体现在一种文化的复兴，如这一时期的“新儒学运动”，倡导改变唐末五代以来政权更迭，“君不君，臣不臣”，败坏伦理纲常的“衰俗”，名臣们在儒家传统思想中找到了革新朝廷风气的资源，重新阐述、解读的孔孟之道，充满了时代的气息。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让后世耳熟能详的儒家名臣，如包拯、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所以，在这个士大夫精神高度觉醒的年代，才孕育出包拯这样的性格特征与思想境界，同时正直如他、敢言如他、碰硬如他，也有了安身立命、施展抱负的可能性。

　　这一时期，新兴的士大夫阶层渐渐成为政坛主流，他们倡导重视名节的风尚，包拯的青年时期受此影响，在求学的时候就已经注意自己立身行事的方式了。朱熹曾与弟子谈起包拯学生时代曾拒绝一富豪主动结识的行为，因怕以后自己做官“为他日累”。由此可见当时对个人修为的重视。包拯曾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壁上，大意是后世子孙做官的，有贪赃枉法的，死后不得葬进包家祖坟，包家也不认有这样的子孙。修身齐家至此，堪称典范。

　　既没有道德瑕疵而遭人诟病，也没有受到政治冲击惨淡收场，包拯的后世之名与他一生善始善终也有关系。“包拯的一生以儒家的评判标准来看是完美的。”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宋史研究学者孔学认为，“对帝王忠心耿耿又敢于较真，对自己近乎苛刻的要求，扎扎实实做了不少改革实事，敢于碰硬惩治权贵不法行为，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一股正气。所以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都对这样的人推崇备至。”

　　然而，也是由于性格过于峭直，让包拯的一生分外孤独。欧阳修在欣赏他刚直的同时，也委婉地提出他“思虑不熟” 。他过于严肃较真，又不懂人情世故，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缺乏技巧，容易得罪别人，所以他基本没有私交。也许正是由于独来独往，让他没有陷入朋党之争，也不会拉帮结派，反而成全了他的独善其身。

　　成全名节

　　一种推心置腹的君臣关系

　　在至高无上的封建皇权面前，历代官场追求的都是“曲道”以避锋芒，而包拯入仕后体现的却是一种“直道谋身”的精神。事实上，只有至刚至烈的包拯遇上至柔至和的宋仁宗时，才会成全这种刚烈，“从某种意义上，是仁宗成就了包拯的后世之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宋史经济史研究学者马玉臣认为，没有仁宗的容人之心，也不会存在包拯的政绩与敢言。

　　仁宗为什么能容下包拯？仁宗天性柔弱，自幼又被封建士大夫按照符合儒家理想的君主形象进行培养，故待人宽厚。

　　皇帝“民主”，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也就出现了像包拯这样经常冲撞皇帝的个性官员。即使冒犯了仁宗，他也不会报复臣子无情打击，更不会像明清一些皇帝大开杀戒，顶多生生闷气，然后我行我素。试想包拯遇上一个稍微强势一点的君主，早被流放杀头了，哪里还有他施展的舞台，就更别谈后世美名了。

　　君臣之间的互相理解成全了包拯的名节，也成就了仁宗的“容受直言”，同时成为后世所称道的一种君臣关系。

　　与君主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袒露自己、奉献自己，包拯的忠诚让他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为官榜样。“统治者需要一个忠臣的卫士形象，而民众也需要一个为民做主的青天形象，这两者形象的统一，历史就选择了包拯。”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宋史文化史学者张明华向记者谈到，“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为什么包公戏在明清时期走上了巅峰，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在一种高压政策下，官方呼唤这样的君臣之道，民间渴望这样一位正直清官。”

　　戏曲演义

　　一场沿袭千年的造神运动

　　清正廉洁、忧国爱民、执法严明的政治家历朝历代都不乏其人，然而，惟独包公之名独步天下，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包拯本身是个毋庸置疑的清官好官，但流传至今的许多人们熟悉的包公的故事，基本上都是后世的附会与演义。”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代政治制度史在读博士郭九灵认为，“如今人们熟悉的包公的形象，已经与历史上真实的包拯相去甚远，文学作品的再创作功能将包拯塑造成一个半人半神、仙凡合一的人物。”

　　从包拯到包公，再到包青天，由人变神的过程源自于一场沿袭千年的民间造神运动。

　　最初有关“包公”的历史记录是他的墓志铭，开头便是“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人们尊称包拯为包公，是因为他当时的名望，是人们敬佩仰慕他的品格德行，这里并没有任何虚传的成分，包括同时代的许多官员也有对其一些符合历史事实的公正评价。

　　然而，在那个信息闭塞与信仰神权的封建社会，一个“救世主”式的德高望重者很容易就被推向神坛，许多其他官员的优秀事迹渐渐被叠加到包拯的身上，经过民间的口口相传，杜撰与虚构的成分就越来越多。就在北宋神宗时期，包公的美名已经在宋境很有影响力，甚至还传到了境外。据史料记载，当时归顺西夏的一支西羌因仰慕包拯之名要改投宋，并请求神宗赐包姓。

　　到了羸弱的南宋，由于内忧外患导致国力积贫积弱，民间更加呼唤像包拯这样强干的直臣，其名颂扬不衰，老百姓争相前往开封府拜谒追念包公，《开封府题名记》碑上刻的“包拯”二字，因经常被信徒触摸，竟被磨凹成一个小坑。也就在这个时期，有关包公的戏曲逐渐出现，到元代达到高潮，明清走上了巅峰。

　　通过戏曲小说这一当时最迅速有效又深入人心的传播途径，包公名贯古今，世代传颂。“有句话叫‘后人知道的比前人多’。”马玉臣认为，“包公戏经历了南宋的话本小说，元戏曲创作，到明清改编成长篇演义小说，并不断推陈出新，无论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环境描写、人物关系设置等各方面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文学艺术水平。所以，这个饱满的形象无论在古代的戏曲、小说中，还是在今天的电视剧、电影中，都具有说服力、感染力，经久不衰。”

　　文学艺术加工让包拯从平实朴素的历史形象中成功抽离演变为极具神话色彩的“包青天”。据不完全统计，现存18 种元代公案戏中，写包公审案断狱的就达11种，如《陈州粜米》等；明清诞生了20种，明代《元曲选》100种戏里包公戏占10种；《京剧剧目初探》中有34种包公戏，像《铡美案》、《铡包勉》等保留剧目经久不衰；小说如七侠五义等题材更是深如人心。即使在当代，上世纪90年代中期，长达200多集的台湾电视连续剧《包青天》也风靡了大陆和港、澳、台，甚至东南亚及欧美华人社会。

　　其实，包拯的戏剧化过程，核心是用儒家伦理观念树立与巩固其道德意志，是对儒家伦理学说创造性的发挥和阐释。那么，历史的真实就显得不再那么重要，被精神的真实所替代，因后者能同时能满足统治者阶层伦理纲常建设的需要与民众阶层心灵慰藉的需要。所以，包拯走向神坛是历史的需要，是帝王的需要，更是老百姓的需要。

　　“老百姓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来自于道德评价标准，而这一标准就是由戏曲建立的。”河南大学法学院的杨高凡老师向记者阐述她的观点。的确，戏曲作为古时老百姓公平舆论的倡导载体，既是老百姓获得稀薄的历史框架来源，也是他们树立道德评判标准的“教科书”，戏曲的反映功能、美化功能、教化功能与批判功能自古就被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些包公戏中反映的人伦、忠孝、纲纪等道德主题，也正是体现统治阶层宣扬忠烈主义与老百姓倾诉清官情结的统一。

　　这个满足各阶层精神诉求的艺术形象，在古代，是黎民百姓对“为民做主”的精神寄托，在当今，就演变为一种达成普遍共识的象征正义的精神力量。如同当年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包青天》中包拯扮演者金超群所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对包青天的信仰，就有对包青天的向往。”

　　所以，当“包青天”成为一个历史符号时，他本身是谁已不再重要。